□吕家乡
大约是1940年初夏,我正在本村(丁湾)的“洋学堂”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日本鬼子把我们的“学屋”烧了。接着,我上了半年私塾。私塾和洋学堂的教学方式大不一样,从洋学堂到私塾,处处觉得别扭。八十年前那半年私塾生活的酸甜苦辣,至今记忆犹新。不过,如今垂老之年回忆起来,都已变成趣事了。
私塾的教室是借用前村东头的一处民房,三间西屋。院子的北边没有院墙,代替院墙的是用高粱秸编制的篱笆,原来的北屋拆了,没有再盖。北屋的地基上,东侧有一个用高粱秸遮挡的临时厕所,其余是空地,后来这里成了调皮学生的乐园。教室内的布置非常简陋。南墙最高处是孔子画像,画像下挂个黑板,黑板前面摆着讲桌和高凳,那是先生的座位。教室里没有课桌,也没有统一的凳子,一排排垒起来的土坯就是“课桌”,凳子是学生各自从家里带来的各式各样的小凳或马扎。
私塾的先生王唯一,当时三十来岁,衣衫整洁,文质彬彬。他是我村吴某某的女婿,家在三十里外的微山湖边。在教我们期间,他就住在岳父家。学生们定期要凑些麦子给他作为报酬。
私塾的学生共有二十来人,都是男生,来自附近的好几个村庄。年龄差别很大,小的只有七八岁,大的已十七八岁；文化程度也不等,有的从来没上过学,有的已经高小毕业。照顾到文化程度的差别,教材分三个等级,最低的从读《百家姓》开始,次高的从读《论语》开始,最高的从读《孟子》开始。我属于最低等,依次读了《百家姓》《三字经》和《论语》。除了念书,每天还要写大仿。不学算术,也不学“常识”课。后来刚开始教我们打算盘,私塾就结束了。
教学方式,不分上课下课。当时没有钟表,也没有几点几分的概念,先生只要到讲桌前坐下,就算开始上课,直到放学,当中没有下课休息。谁要大小便,就要请先生批准。
先生教课倒是因材施教。他教给你念几段,就让你自己去诵读,你会背了就到他面前去背,他认可了,就再教给你念下面几段。我一个上午可以背诵好几段,有的同学不用功,也许一段也背不下来。因此,我学完《百家姓》,接着学《三字经》了,有的同学连《百家姓》的一半还不会背呢。教室里二十来个学生就有二十来种进度,不断地找先生背书,请先生教新课,也真够先生忙活的。
私塾开学第一天,王先生带领我们首先朝墙上的孔子画像跪拜,接着学生们对先生跪拜。仪式结束后,大家就按照排好的次序坐好。王先生既不讲话,也不开课,对着大家静静地坐着,竟打起盹儿来。教室里一直鸦雀无声。过了一会儿,先生睁开眼,就用右手拍了一下讲桌,又把右手朝右甩了一下,就走出去了。我们不知他的手势什么意思,仍然静静地坐着,过了好大一会儿,先生仍然没有回来。有个同学把篱笆墙扒开缝隙朝外一看,发现王先生已经走到丁湾村头了。原来他刚才的手势就是表示放学呀,于是大家一哄而散。
从进教室到放学,中间不下课,同学们憋得难受,怎么办呢?调皮的同学很快找到了窍门,大声叫喊:“先生我尿尿!”先生看看他嬉皮笑脸的样子,说:“什么尿尿?给我坐下!”过了一会儿,调皮的同学又喊:“先生,我憋不住了!”“去吧!”先生说。那调皮鬼去了好大一会儿也不回来。其他同学受到启发,装着样子也要求去尿尿,实际上是到厕所那里玩,玩够了再回教室。为了不惹恼先生,大家悄悄商量好,轮流去,不要耽误时间太长。一般情况下,先生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有一次,有个同学扒开篱笆往外看,看到外面不远处有两棵桑树,那时候正是割麦子的季节,桑葚已经变黑了。他就把篱笆撕开一个口子,钻出去,爬到桑树上摘桑葚吃。这可太有诱惑了,一个个都爬出去摘吃桑葚,也顾不得时间了。结果教室里大部分学生都跑出去了。先生到厕所去看,也没有,就让大学长去找。大学长把大家找回来,一个个手上、脸上都被桑葚染得黑乎乎的。那一次,每个馋鬼的手掌都被打了三戒尺。
有一次,王先生为了给我们调剂情绪,便讲起了笑话:几位书生在一块喝酒,用破解字谜的办法行酒令,每人拿起酒杯喝酒之前要说个字谜。一个书生说的是“王”字:“王”字要看清,“一”字在当中,“一”字推了去,让我“工”字喝一盅。先生边讲边把人物的动作表演出来。这个书生喝完了,第二个书生说了个“中”字:“中”字要看清,一根棍子在当中,棍子抽了去,让我一“口”喝一盅。先生又是边说边表演一番。我们第一次见到先生如此放松活泼,自然都很高兴。起初秩序很好,先生讲着讲着,学生们就开始放肆起来了。先生讲到第三个书生的时候,好多学生就夸张地跟着表演起来:“叫我一口喝一盅!”“叫我一口喝两盅!”而且你拍我一下,我拍你一下,闹得教室乱哄哄。大学长站起来维持秩序,也不起作用。先生狠狠地拍了几下讲桌,大家才安静下来。先生生气地大声说道:“真是孺子不可教也!除了大学长,都该挨罚!”他拿着戒尺站在讲桌前,让学生挨次走过去,伸出手来,每个人的手心都被戒尺打了三下。我平时很守规矩,先生也很喜欢我,那次我也挨揍了。本来欢欢乐乐的事儿,却闹出这样扫兴的结局。
还有一次,王先生教高等级的同学对对联,让我们低等级的同学也跟着学学。先生先讲了对对联的要求:天对地,雨对风,前对后,绿对红……给的上联是“柳絮因风起”,先生解释说:“柳絮就是柳绵,风一吹,就在天空飞起来。”接着问:“谁会对下联?”高等级的学生要对,先生说:“你们先不要说,让这些小同学先对。”那时候我们这些小孩哪里知道怎么对对联?有的说“不如桑葚子”,有的说“容易迷眼睛”,有的说“喂羊羊不吃”,有的接着说“狗也不吃”……先生摇着头接连说:不对,不对,不对。他点名叫我对下联,当时我在低等级里算学习比较好的,我考虑了一番,说道:“飞在半天空。”先生失望地说:“不——对!”我当时还很不服气:柳絮因风起,然后不是飞在半天空吗?最后,先生让大学长对,他对的是“葵花向阳开”。先生高兴地说:“然也,然也!柳絮对葵花,因风起对向阳开。妙哉妙哉!”虽然我仍然不了解对联是怎么回事,却蒙眬地知道了对联有一些讲究,对于对联开始产生了兴趣。
回想起来,那时我对先生确实是很敬畏的。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
有一次先生临时有事外出,当然这是学生求之不得的。先生临走的时候,让大学长看管着我们,大学长也不是很认真,小同学就跑到外面玩去了。当时我大哥在外地,给我捎来了一个小皮球,我珍贵得了不得。趁先生不在,我就到外面跟同学们一块玩小皮球,有时候扔,有时候踢。正玩得高兴,忽然有一个同学大喊:“哎呀,先生回来了!”这时小皮球正好被一个同学踢到远处去了,我也不敢去捡球,赶紧跑回教室。等放学的时候再去找小皮球,已经不见了。有人跟我说是村里的孩子某某捡去了,我找他要,他说“我没见”。丢失了我最珍贵的玩具,弄得我失魂落魄了好多天。
还有一件事也记得很深。夏天,先生要喝茶,教室里有个小炉子,炉子上放着一个铁壶烧开水。我们学生轮流给先生端茶。那天轮到我,我端着先生的细瓷杯子,倒上热茶,因为倒得太满,我心里特别紧张,端着杯子哆哆嗦嗦,快走到老师桌子前时,热茶洒了出来,把我的手烫起了泡。
半年后,王先生因为家里有事辞职,私塾解散了。不久,我们村里的学屋盖好了,我就回去继续上小学了。据我的感受,比起新式学堂来,私塾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的确落后,不过那种因人而异的教学进度,倒有点因材施教的意味,值得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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