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钦国
瞿秋白(1899—1935年),江苏常州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理论家。瞿秋白与山东革命产生交集始于“五四运动”,并因“马良祸鲁”事件被捕入狱。
“五四运动”爆发时,在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和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邓恩铭和王尽美,参与组织各自所在学校学生游行、罢课。1919年5月12日,济南学界联合会成立,王尽美参与起草了《罢课宣言》,邓恩铭则根据《罢课宣言》组织学生演讲团,走上街头宣传爱国进步思想。正在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的瞿秋白当选“北京学联”评议部成员,“参与重大事项决策,成为‘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其间,瞿秋白一直关注着山东爱国运动,邓恩铭、王尽美和瞿秋白从报纸上分别知道了彼此的名字,为以后交往打下了基础。
当时,山东是日本支持的皖系军阀和安福系控制的地盘,济南镇守使马良亲日媚外,对山东爱国军民抗日运动进行镇压。7月25日北洋政府宣布济南戒严,委任马良为戒严司令,8月5日马良以“危害治安”等罪名枪杀了“济南回教救国后援会”马云亭、朱春涛、朱春祥等人,史称“马良祸鲁”。
马良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山东更多学生和爱国人士的愤怒。8月23日上午,山东、天津、北京多地学生及各界代表,在北京山东中学集会,提出取消戒严令和惩办马良两大诉求,但遭到军警镇压,瞿秋白被捕入狱。经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荃等知名人士营救、保释,8月30日北洋政府释放了被捕的全部学生,瞿秋白同时获释。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陈独秀写信给山东的王乐平,希望他能在济南建立共产党组织。1921年春天,在陈为人等帮助下,王尽美、邓恩铭等筹建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此时,瞿秋白被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选为特聘记者,被派往莫斯科采访。1921年1月7日,瞿秋白来到莫斯科,发回了许多有价值的报道,助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为解决“巴黎和会”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列强瓜分殖民地的争执,美英法意等九国于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在华盛顿举行会议。为对抗华盛顿会议,推动远东各国革命运动,共产国际于1922年1月21日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多个革命团体的39名代表参会,王尽美、邓恩铭等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参会,瞿秋白担任会议翻译,认识了王尽美、邓恩铭等人。
王尽美、邓恩铭从瞿秋白这里更多地了解到了俄国十月革命后工人、农民运动及生产情况,瞿秋白则从王尽美、邓恩铭处了解到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加快和扩大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力度,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了《济南劳动月刊》等工人刊物,开办工人学校,在津浦铁路局济南机器厂(铁路大厂)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工会组织……中国共产党在山东开展活动及党组织成立的重要情况令瞿秋白感到振奋。
受陈独秀邀请,瞿秋白1922年12月21日回国,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理论家,撰写了多篇理论性文章,在不少文章中都提到了山东革命与反帝斗争。
1925年5月10日,瞿秋白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份政治机关报《向导》发表《五七国耻与日本帝国主义》,“日本……不但趁着对德宣战而攫取青岛,而且包藏着单独进攻,鲸吞中国的野心,所以提出山东问题等二十一条要求。”为侵吞中国,日本向袁世凯政府递交了“二十一条”,要求“绝对保密,尽速答复”,瞿秋白的上述评价就是针对此而进行的。
5月24日,瞿秋白又发文,“严厉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军阀在上海、青岛、大连肆意屠杀中国工人的暴行。”6月6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第一个日报《热血日报》发表《外人大屠杀之目的——上海——汉口——青岛——大连》,痛斥帝国主义在上述四地“到处杀人”。文中提到的“日本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军阀”“到处杀人”“屠杀中国工人的暴行”并非空泛议论,而是基于事实——上文的“青岛”即指本年5月份发生的“青岛惨案”。
当时日本在青岛开办六家大型纱厂,对中国工人长期压榨和虐待,为改善待遇和争取合法权利,在共产党人邓恩铭、李慰农等领导下,1925年4月底1.8万名纱厂工人举行大罢工,5月10日取得胜利后纱厂复工。但日本工厂主未能兑现复工条件,反而勾结军警封闭工会,工人被迫举行第二次罢工,日本工厂主勾结“中国军阀”山东督军张宗昌、胶澳商埠督办温树德进行镇压。5月28日夜至29日凌晨,温树德以下达“以严厉手段,作最后之解决”的命令,出动军警近3000人对工人开枪镇压,造成8人死亡、17人重伤、75人被捕、数百人被通缉,3000多名工人被遣送回原籍,史称“青岛惨案”。此类事件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瞿秋白的文章就是针对这种发生在上海、汉口、大连等地的类似事件做出的批判。
瞿秋白生前曾多次经过济南,三次来济南看望父亲和弟弟。瞿秋白17岁以前,一家人主要靠瞿秋白的堂爷爷瞿廷韶、大伯瞿世琥等人资助。后来,瞿廷韶去世,瞿世琥离职,失去了固定生活来源。1916年正月初五,瞿秋白的母亲金璇不堪生活压力自杀,一家人只能投亲靠友。瞿秋白回忆,“一家星散,东飘西零。”1916年夏,瞿秋白的父亲瞿世玮带着瞿秋白的聋哑弟弟瞿垚白来济南投靠老乡王璞生,担任其家庭教师,瞿世玮1932年在济南去世。
1917年下半年,瞿秋白第一次来济南接弟弟瞿垚白去北京。瞿秋白在《饿乡纪程》里写道,“我离中国之前,同着云弟垚弟住在北京纯白大哥家里已经三个年头……我兄弟三个住在北京……父亲一人在山东。”1920年10月,瞿秋白去俄国之前,第二次来济南“辞别我亲爱不忍舍的父亲”。
1992年版《瞿秋白年谱新编》载,“1923年4月,中共中央机关由北京秘密迁回上海,以便加强对南方工作的领导,进一步推进国共合作的实现。瞿秋白也离开北京到了上海。”瞿秋白中途在济南下车看望父亲,但本次停留时间极短,也许是为了赶当天的火车,“当晚即冒大雨乘车南去”,这也是父子二人最后一次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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