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竹风(中)和乔吉平夫妇在一起。
罗竹风,中国语言学家、宗教学家、出版家,辞书编纂家、杂文家,是众所周知的“胶东抗日儒将”。1937年,26岁的罗竹风与乔天华组织起了平度第一支抗日游击队,1938年,罗竹风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9月,罗竹风当选为平度县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鲜为人知的是,在罗竹风枪林弹雨革命生涯中,还有一段让人柔肠寸断的往事,那就是罗竹风与烈士遗孤乔吉平的故事。
1941年4月15日,平度县抗日民主政府举办的第二期教师培训班70余人,在大田镇杨家村集训。罗竹风向教师们讲述《新民主主义论》,当晚,他们住在杨家村的民房中,拂晓,大家就被枪声惊醒。原来,掖县小庙后据点,平度城及马场(今属大田镇)据点的日伪军,前来偷袭,已把杨家村东、西、北三面包围,并在村后土埠上放置了掷弹筒,还自东向西架起了三挺机枪,随后赶到的马场据点的日伪军又将村南山头控制。
危急时刻,罗竹风指挥县大队誓死抵抗,教育科长于山迅速组织教师,分头向村东、村西及南山方向突围。向村西突围的教师遭日军阻击后被迫返回；向南山突围的人群遭村后日军机枪的猛烈扫射,除少数几个人越过山顶突围成功外,很多人中弹倒下。县教育科长于山已奔至山顶,猛然发现身后的妻子黎芳倒地,他毅然返回予以搭救,结果夫妇二人均中弹牺牲,撇下一个尚不满八个月的儿子于丰。这次惨案中日伪军残忍杀死、杀伤参加培训学习的教师以及当地群众70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杨家惨案”。
就在于山组织教师突围之际,也想到了自己的儿子于丰。他马上把卢家村(今属平度东阁街道)教师赵清太叫到跟前,嘱托他设法把孩子带出去。赵清太临危受命,坚定表示:“只要有我在,就有孩子在!”于山夫妇用一条毯子把于丰牢牢捆绑在赵的后背上,当时孩子拼命挣扎,哭叫不停。安排妥当后,赵清太带着于山夫妇的希望和嘱托,冒着嗖嗖作响的枪弹,沿着村前河沟向东,深一步浅一步地跟随着罗竹风和警卫员,突围了出来。
当得知于山夫妇双双牺牲,眼前的孩子成了孤儿,罗竹风和赵清太非常难过,起初曾想把孩子托付梨沟村姑母收养,罗竹风说:“孩子是烈士遗孤,要由组织负责安排,我是县长,在没有合适的人收养之前,孩子暂由我和夫人张秀珩收养。”此时,妻子已生育大女儿罗黛莎和儿子罗大强,并且已有身孕。
战争年代参加工作的革命者,出于时局形势需要,往往多用化名,牺牲的教育科长“于山”用的就是化名,其籍贯也少有人知晓。由于于山很赏识信赖赵清太,所以向赵透露过自己的一些身世底细,当时只有三个人知晓。于山,又称“郁山”,原籍文登,家住城东房家,兄弟四人,他排行老四。姓房,原名房儒若,于山为化名。爱人黎芳原名徐思环,黄县北盈村人。
1941年冬是抗日战争最艰苦、最关键的时刻,冬日的一天。罗竹风正在紧张工作,一支小分队包围了他的办公室,屋外走进两个人,为首的掏出工作证,当确认是罗竹风时,说“我们是胶东区党委保卫部门的,你被捕了。”罗竹风惊愕地看着他们说:“为什么?”为首的说:“现已将你列入‘托匪’嫌疑。”说完,不由分说强行把罗竹风带上路。当罗竹风得知夫人张秀珩以同样罪名被捕时,他神情凝重地说:“上路之前,我有最后一点请求,请组织务必答应。”为首的人员说:“你说吧,我们会尽量满足你。”罗竹风沉重地说:“县教育科科长于山和妻子黎芳双双在杨家战役中牺牲,儿子于丰成了孤儿,现在我和妻子收养已半年多。他是烈士的遗孤,请组织安排好孩子。”然后,罗竹风提出孩子让一区区长乔乐农收养的请求。这是因我罗竹风知道乔乐农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而且乔的妻子是七里河子他本家的。于是于丰被乔乐农收养,改名乔吉平。
后来罗竹风平反释放,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乃至革命建设时期,他不管走到哪里都挂念着这个他曾经收养的烈士遗孤。
1982年,罗竹风返乡回到平度,他托人把乔吉平叫到他的住处,当得知乔吉平曾参军,转业后政府已给他安排工作,罗竹风十分高兴,他说:“您的父母于山和黎芳是为国捐躯的,他们为国家和人民做出的贡献和牺牲,党和国家会永远铭记。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应该好好工作,为社会多做贡献,才能对得起烈士的遗愿。”和罗竹风交谈中,乔吉平几次哽咽。罗竹风说:“有时间的时候,欢迎您和爱人到上海去玩。”乔吉平说:“谢谢罗县长还常常挂念着我,我以后一定常到拜访您。”后乔吉平多次到上海罗竹风家里居住,罗竹风视他为己出,一起谈心聊工作。
谈起这段往事,乔家至今满怀感念,乔吉平夫妇说:“罗老待我们像亲儿子亲女儿一样,他在我们身上有恩情,没有罗老的安排就没有我们今天。想想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提起我们的感恩心。是罗老救了乔吉,我们永远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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