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永主持第二次城子崖发掘时的合影,左一为梁思永,摄于1931年10月。
□许志杰
吴金鼎发现了
城子崖遗址
梁思永在《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文中,简述了“龙山文化”一名的来历,他说,“龙山文化之存在的证据,最初是吴金鼎在1928年春所发现而提出来的。在当地叫做城子崖的台地的西面断崖上,暴露着一个完整的文化层。在这里这位发现者掘出了与石器骨器共存的,薄胎而带黑色光泽的陶片。被这个文化遗物部分地堆成的城子崖,是山东省历城县东75华里的一条小河的东岸上,正对着小小的龙山镇。因此,龙山这个名字就作了所发现的文化的称谓”。“龙山文化”之名由此而来。
1935年,梁思永发表《小屯、龙山与仰韶》一文,对三种不同地区文化形态的关系进行透彻、科学,符合历史逻辑推论的分析。他认为龙山文化最早期的时代,比仰韶时期的彩陶文化的时代早,而龙山文化与殷墟遗址小屯文化不是衔接的,但殷墟遗址小屯文化是由龙山文化承继得来,而其余文化则是在黄河下游比龙山晚的文化。梁思永这些对龙山文化的论断在当时影响至大,至今为考古学界推崇。
1904年10月7日,梁思永在中国澳门出生,他是梁启超先生次子。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本计划当年即赴美留学,但5月7日与长兄梁思成在北京被汽车轧伤,耽误行程,伤愈第二年乘坐邮轮踏上美利坚国土,后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考古和人类学。留美期间参与美洲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其父梁启超曾自豪地宣布儿子是“中国第一位专门考古学者”,此话无谬。
1927年梁思永应父亲要求,曾短暂回国跟随考古学家、“有中国考古之父”誉称的李济先生到山西省夏县西阴村发掘,并受邀在清华大学研究院担任助教,次年返美继续深造。1929年1月梁启超病逝,当时梁思永刚到美不久,未能返国吊唁。1930年夏,梁思永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归国后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
随即梁思永便参加由“中研院史语所”发起的“东北考古计划”,先后在黑龙江发掘昂昂溪遗址,在热河完成中国人第一次系统的东北考古调查。其后到河南安阳参加小屯殷墟遗址发掘并主持后冈遗址发掘。1931年秋,赶赴山东参加龙山城子崖遗址的第二次发掘。
说到龙山文化,就不能不提城子崖遗址的发现与确定者吴金鼎。吴金鼎1901年出生于山东安丘一个耕读之家,世代务农,却崇学上进,到吴金鼎这代家中四男均考入大学,四女全都至少读完初中。吴金鼎1919年考进齐鲁大学文理学院社会历史学系,后留校任教,1926年考进清华学校研究院,读人类学,后专业师从李济先生学习考古学。一年后返回母校继续任教,并开始对济南周边的历史遗迹进行考察,其中1927年到1928年两年时间对平陵城以及附近的城子崖进行了六次有目的的考察,并基本确定城子崖为重要历史遗址。
当时齐鲁大学尚不具备独立考古资质和发掘条件要求,吴金鼎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导师李济。此时李济领导的“史语所”考古组在安阳殷墟的发掘受到中原大战影响而停止,收到学生提供的消息,立即与傅斯年等人商量,并联合成立“山东古迹研究会”,对城子崖遗址进行有秩序的发掘。傅斯年任委员长,李济为主任,日常工作由已经被聘为“史语所”助理研究员的吴金鼎负责,第一次发掘之后吴金鼎被任命为驻山东古迹研究会负责人,直到去英国留学而去职。古迹会成立之后立即开展田野工作,当时临近冬天,因此选择在各方面条件比较便利的城子崖开始。
第一次发掘为一个月,时间从11月7日到12月7日,参加的人员是李济、董作宾、郭宝钧、吴金鼎等六人。采用的是考古层位学的方法,发现城子崖台地的断崖上清晰可见的“文化层”,这次发掘最有特点的出土物是黑陶,其中的黑陶杯“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掂之飘忽若无,敲击铮铮有声”。此后,经过吴金鼎的整理,这些新发现文物展现出龙山文化的总体面目。
第一次发掘艺术品的收获不如早先的殷墟,但城子崖的发现对于中国考古学的推进实在太重要了,可以说是中国史前文化研究的一个里程碑。1930年11月6日,山东古迹研究会在山东大学工学院召开了城子崖遗址新闻发布会,李济发表讲演,对城子崖遗址的第一期发掘进行阶段性总结,对出土的黑陶遗存在中国史前文化研究上的重要意义给予充分肯定。
梁思永提出统称为
“龙山文化”
有了第一阶段发掘成果的鼓舞,山东古迹研究会随即于1931年秋天开始了第二次发掘,时间是10月9日至31日,这次带队的是梁思永、吴金鼎两位年轻的考古学家以及王湘等人。第一次发掘,因为李济和董作宾知识结构的局限,以及在相关考古发掘技术上的缺陷,发掘工作存在一定短板。但是,作为留美归来并掌握了现代考古知识与手段的梁思永,已经完全突破传统考古认知和方法,尤其在田野考古方面,填补了李济、董作宾等老一代考古学家留下的空隙。李济对梁思永在这方面的贡献十分认可。他曾经这样说:“梁君是一位有田野工作训练的考古学家,并且对于东亚等考古问题做过特别的研究。两年来他对于考古组的组织上和方法上均有极重要的贡献。”
梁思永对于城子崖遗址发掘最大的贡献,在于他通过安阳殷墟后冈遗址的发掘,出土了与城子崖遗址下层文化相同的黑陶期遗物,从而进行比照研究。他与吴金鼎舍弃第一次发掘时的层位学,采用西方最先进的科学考古方法——地层学,参照殷墟后冈遗址文化堆积不同土质、土色、包含物来划分文化层,成功区别出不同时代的古文化堆积,发现彩陶-黑陶-殷墟文化遗存三者之间是以一定的顺序叠压着的“三叠层”。陶器多为手制,但轮制已经出现,这些陶器技艺精湛、造型独特,遗憾的是制作工艺已经失传。由出土的卜骨、筑版与夯土分析,梁思永断定城子崖文化与殷商文化为直接的传承关系,同时又反衬对殷墟建筑遗址的重新认识。城子崖遗址发掘首次发现以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最初被称为“黑陶文化”,后经梁思永提出统称为“龙山文化”。
据记载,到了城子崖第二次发掘后期,暴雨突至,雨水迅将几个已经挖掘了一米多深的探坑全部灌满。根据以往经验和办法是等待坑水全部自然干涸后,才能继续发掘,这样至少要等一个星期的时间。经过商量,决定采用吴金鼎提出的建议,借用村民的水桶将探坑中的水排出,晾干,尽快重新发掘。梁思永、吴金鼎亲自上阵,在齐腰的水中与民工一起排水,保证了发掘工期按时完成。此次挖掘,除去星期日休息,实际工作20天,单日最多用工48名,开挖探坑45个,总面积达到1520.8平方米,发掘古物共装60箱,由龙山运至济南山东古迹研究会保存。1932年3月,城子崖遗址第二次发掘的古物由吴金鼎全部整理完毕,发掘的结果再次证明安阳殷墟遗址与城子崖遗址出土的黑陶文化基本一路,证明梁思永在此前的推论是正确的,也以极具说服力的数据,纠正了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将仰韶与龙山两种新石器时代文化混在一起,错误得出“粗陶器要比着色的陶器早”的结论。
中国第一位专门考古学者
和田野考古第一人
梁思永被其父梁启超称为“中国第一位专门考古学者”,他的亲密合作者吴金鼎则被后来考古学家称之“田野考古第一人”。吴金鼎著作《平陵访古记》于1930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四分册刊出,很生动地叙述了城子崖的发现和调查的经过。两位年轻考古学者的合作始于1931年春,他们一起到安阳参加殷墟第四次发掘。开始的时候,他们同在小屯发掘,他们有共同发展的远景,于当年4月16日离开小屯,分别向东西寻找他们的理想之地。梁思永向东,选择了后冈遗址,吴金鼎向西,选定了四盘磨遗址,随即主持四盘磨遗址的发掘。
这两个遗址虽然皆属殷墟遗址部分,却因各自带领发掘团队,更能体现他们对现代考古科学的认知程度。到了秋天,两个人又为了共同目标,一起从安阳殷墟来到济南龙山的平陵城,对城子崖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在考古实践中结下很深的情谊。1933年秋,吴金鼎受山东省政府派遣到英国伦敦大学学习现代考古与人类学,师从著名埃及考古学泰斗彼特里教授,并在巴勒斯坦进行现场发掘。他还到伦敦中央高等工业学校,实习原始制作陶器的方法。87岁高龄的彼特里教授盛赞自己的学生,“吴先生确是一位田野工作的好手,虽不英锐机警,但沉着谨慎,工作罕匹”。和他一起发掘的阿拉伯工人,也都竖起了大拇指,说吴金鼎是“顶好”的。如果说梁思永是“中国第一位专门考古学者”,那么吴金鼎就是“中国第二位专门考古学者”。
1937年吴金鼎以论著《中国陶器》,获得伦敦大学人类学(考古学)博士学位,毫不夸张地说,吴金鼎是“第一位获得人类学(考古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回国后,他先后在“中研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带领团队在西南地区的四川、云南从事考古调查,被誉为“中国西南地区田野考古的奠基人”。抗战结束后,吴金鼎毅然受邀回到母校齐鲁大学,先后担任文、理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等多个职务,主持齐大国学研究所工作,为齐大复员济南,重铸辉煌出力巨多。
曾与吴金鼎在中研院史语所共事多年的著名考古学家石璋如这样评价自己的同事:“吴先生是龙山文化的发现者,田野考古调查约20次,所得遗址84处,发掘遗址26处,是带女性员工田野考古的开端者,也是田野考古的先锋。从山东的史前,到河南的殷周,又到四川彭山的汉、云南南诏大理的唐宋,以至成都琴台的五代。时间上下数千年,地区纵横数万里,涉猎经验之丰,文化贡献之多,直到现在为止,在田野工作上来说,有哪一个人能比得上他呢?称得上田野考古第一人。”
1948年9月20日,吴金鼎因患胃癌在济南病逝,年仅47岁。志达愿高,出师未捷,令人惋惜。而他的挚友和考古事业的同路人梁思永,1949年后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担任副所长,1954年4月2日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逝世,享年也只有短短的50岁。两位考古学英才,共同开拓了影响世界的龙山文化发现、发掘和传播事业,功莫大焉,书写一段中国文化史的感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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