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醒山河:
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
黄克武 著
大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严复,字又陵,福建候官县(今福州)盖山镇阳岐村人,是清末民初第一代接受新式教育而培育出来的知识分子。
1866年,因父亲去世,严复中途辍学,一心意图以科举进入官场的严复,无奈只能放弃科举。第二年,严复考入左宗棠兴办的福州船政学堂,学习驾驶技术。1877年,严复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1879年回国,在福州船政学堂任教。
后来他调任天津,任北洋水师总教习。在任期间,他颇受李鸿章器重,但严复志不在水师,而是希望借李鸿章之东风进入高层,推行自己的救国方案。他与李鸿章政见不同,李鸿章虽爱才,但并未对他委以重任。以至于严复一腔抱负无处施展,常抱怨自己“仕途不顺”。
可谁也没想到,严复最终的成功不在政治场域或他所长期从事的海军教育,而在于他对19世纪末叶以来,中国思想与文化发展的深刻影响。他所引介的西学,以及他对中西文化的思考,成为中国现代思想的重要源头。诚如哈佛大学教授史华慈所说:“严复的关怀……是有意义的关怀,他因应这些关怀所做的努力,是有意义的努力。”
时势造英雄。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使东方帝国的羸弱暴露无遗。于是,传播西学,师夷长技,成为朝野之共识。中国最早一批接受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如魏源、王韬、李善兰、徐寿、华蘅芳、郑观应等,对译介西书,传播西方的政治体制、科学知识,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洋务派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局翻译馆,译介出版了大量西方科技著作,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留下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可是五十年过去了,大清国力并无长进,甲午海战惨败,再次将中华民族推到了危亡的关头。严复忧心不已,甲午战后第二年,他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救亡论诀》《原强》《辟韩》等四篇论文,全面地提出了他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批判君主专制理论,要求通过创设议会和提倡西学来挽救中国。
与此同时,严复精心翻译了英国赫胥黎的《天演论》,并于1897年12月在天津出版的《国闻汇编》上刊出。该书问世后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维新派领袖康有为见此译稿后,发出“眼中未见有此等人”的赞叹,称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梁启超亦称赞严复“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
学问精通不易,会通更难。严复的好友陈宝琛在为他撰写的墓志铭中曾说:“君于学无所不窥,举中外治术学理,弥不究极原委,抉其得失,证明而会通之。”文中的“会通”二字,正是严复一生思想的核心。他本身即结合了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以及科学、宗教与伦理等。
黄克武认为,严复结合中西的努力和他的成长经历有密切的关系。严复幼年时代研读中国典籍,进入福州船政学堂与赴英留学期间,开始接触西学,致力吸收西方知识,同时,并未抛下对中国传统古典价值的信念。返国后,严复师事吴汝纶,学习桐城古文,又研习八股制艺,继而系统地阅读西书,奠定了中西学问的基础。然而,身处中西文化接轨的关键时刻,也让严复一生充满了冲突与挫折,使他在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之间冲撞、拉扯。
“做”《天演论》
《天演论》的原作者是英国著名博物学家、生物学家、教育家赫胥黎,他因捍卫达尔文的进化论而有“达尔文的坚定追随者”之称。该书的原名“Evolution and Ethics”,直译应作《进化论与伦理学》。
王国维就主张Evolution应译为“进化”,不应译为“天演”,因为“天”在中文之中有太多的歧义。他也暗示西方的“进化”指的是自然之演变,与中文的“天”有所不同。不过,在黄克武看来,《天演论》中“天”字的重要性与模糊性或许正是此书吸引读者的关键原因,因为这本书要告诉读者何谓新的“天道”,而“天道”一直是士大夫关心的议题。
在黄克武看来,严复将演变中的自然力量与人为努力的伦理因素结合,汇总于“天演”概念之中。换言之,“天演”一词包含了大自然的演变(evolution)和其衍生的伦理原则(ethics)。这绝非传统的“天地人”“阴阳五行”观念之下具有道德意涵的“天”。“该书书名之转换实际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涵,也是一种很高明的翻译手法。”
严复在《天演论》中一方面同意自然有难以抗拒的力量,另一方面则发挥了赫胥黎反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观点,反对将优生学用于人类,同时肯定伦理原则,主张“人治可以对抗天行”,最终得出了“自强保种”的结论。“自强保种”成为《天演论》所传达的最重要的讯息,并在20世纪初引发了举国疯狂的阅读潮流。
黄克武分析指出,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引介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带来一种崭新的科学宇宙观,并鼓舞国人在竞争的世界中自立自强,“开眼看世界”。胡适以“适”为名,即从《天演论》的“适者生存”而来；孙中山手下大将陈炯明,字“陈竞存”,即从《天演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语而来。
除了《天演论》,严复还翻译了其他有关政治、经济、法律、逻辑方面的七种著作,这些著作由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出版,被统称为“严译名著丛刊”。一直到今日,严复译著还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
追求“信达雅”
严复在翻译《天演论》的过程之中转化了西方原有的观念,因此《天演论》不仅是一部翻译作品,也可以说是一部创作。鲁迅曾言:“严又陵究竟是‘做’过赫胥黎《天演论》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锐敏的人。”鲁迅所说的“‘做’过赫胥黎《天演论》”一语是饶有深意的,《天演论》的一字一句都经过细心斟酌加工,是所谓“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结果。
正因如此,近代以来,一种质疑严复的声音很是流行,即钱玄同所说严复的翻译“颠倒原文、淆乱真意”。黄克武对此有不同的观点:“严复的译文的确有独特之风格与添加的内容及按语,使翻译与原著之间有差距,然而也应该注意到严复的译本或按语并非完全任意发挥。以《天演论》来说,首先是译文与原文在大的段落划分之对照十分清楚。其次,译文之增添的部分与严复所下之按语多半是有根据的。”
翻译是为沟通上的方便,将一种文字转变成另一种文字,钱锺书将这个过程说得最传神,他说这是“化”。基于此种想法产生的“原著中心论”,也是翻译里最普遍的处理方式,根据这一原则,翻译的好坏取决于是否忠于原著,越忠实于原著就越好,忠实度越少就越差。不过,翻译有直译,也有意译,而后者不一定比前者更不忠实。例如英文中有一句惯用语是“Drink like a fish”,字面上是“像鱼一样喝水”,其实就是“喝多了”的意思,如意译为“牛饮”就很传神。
每个翻译家对翻译都有自己的理解,而严复在译《天演论》时提出的“信达雅”三个字,高度概括了他的翻译观点,也成为业界的金科玉律沿用至今。
“信”就是精确,翻译一定要译得很准确,不能将白的变成黑的或灰的；“达”就是将意思传递到读者身上,通过作者“化”的过程,将外国的思想、观念传送到读者的思想中。“信”跟“达”是不同的概念,两者可以兼顾,但也可能有相当多内在的矛盾,也就是说,有的时候翻译作品能够“信”,但是不一定能“达”。例如,很多翻译的书看起来好像很准确,意思却都不易看懂,读完以后往往让读者不知所云,这就是“信”而不“达”,直译的作品常会有此缺陷,比如鲁迅的翻译作品多用直译。“雅”亦即用典雅的文字从事翻译工作。不过,这也受到质疑。若原文俗鄙,又如何翻译成典雅风?原文是很俚俗的文字,就须粗陋,才算是准确的翻译,这时“信”就可能比“雅”来得重要。所以,“信达雅”是动态辨证的关系。
严复的翻译工作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事。在他之前,国人所译的西方著作主要是宗教与技术方面,或是经由中西合作,或是转译自日文,这些著作的译笔较为生涩,往往“纰谬层出,开卷即见”,结果“读译书者,非读西书,乃读中土所以意自撰之书而已”。严译西书的数量虽然不多,只有几种,但皆为经典作品,文字典雅,出版之后甚获好评。近代史上许多名人,甚至能通篇背诵严复的译文。
以往中外学界对严复启蒙角色的诠释,多受到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的影响,强调严复对西方富强观念的引介,是近代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动力。在《笔醒山河》中,黄克武则将严复启蒙思想与他对西学的译介结合在了一起。“严复的翻译策略是一方面引西入中,另一方面援中解西,因此严复的启蒙工作可以被定位为在文化自觉的意识下从事中西思想的交融互释,而在此过程中严复充分反映出翻译西学、接引西方现代性的主体性思维。”该书以“笔醒山河”为名,正是有意凸显严复在启蒙方面的原创力与重要性。
在中学教科书上,“严复翻译《天演论》,开启民智”是个重要知识点。120多年过去了,《天演论》的观点似乎不再新鲜,里面的文字表述也与现代人的阅读习惯渐行渐远,但严复掀起的那股思想浪潮依然令人闻之心潮澎湃。
黄克武是当代研究严复的大家,他的新作《笔醒山河: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三十多年来,黄克武访求严复史迹,搜求严氏佚文,研编严氏文集,精研严氏生平思想。这部积三十年之功写成的传记,再一次将人们的视野拉回到中西文化接轨的关键时刻,看启蒙先驱如何笔醒山河。
□奚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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