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镇说》(第一部)
逄春阶 著
济南出版社
知名记者、作家、“小逄观星”专栏作者逄春阶边创作边连载的半自传长篇乡野“酒”小说《芝镇说》(第一部)由济南出版社出版发行。《芝镇说》继承中国小说“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以奇趣为美”“寓传神于传奇”“以幻梦为气韵”的叙事传统,以酒文化和乡野民俗为底色,以“说”为叙述基调,牵出家、国两条线索,围绕信仰信念信心、乡情风情亲情、酒礼酒德酒神等展开叙述,再现了芝镇人在20世纪民族危难之时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真实还原齐鲁大地上普通人的生活万象,塑造了富有豪侠精神的芝镇人群像。本文为山东大学特聘教授李桂奎为《芝镇说》撰写的序言选摘,以飨读者。
乡野中富含民间智慧,可以给予流失的文化以滋补。孔子曰:“礼失而求诸野。”(《汉书·艺文志》)在孔老夫子看来,礼仪文化一旦流失于上层社会,就需到民间去寻找填补。明清时期,王世贞等文坛名流又有所谓的“史失则求诸野”之说。在他们看来,作为镜子的正史一旦失效,也只能向民间去寻求补救。再说,古人早已把小说视为“稗官野史”了。可见,小说天生与野性、野味有着不解之缘。基于这一文化传统,逄春阶在小说新作《芝镇说》中抓住“野”字做文章,充分张扬以“乡野”为主的民间世俗社会的生机活力,是充分利用了小说这一文体的优势的。
在中外文化传统中,“野”与“酒”仿佛孪生兄弟,彼此成就着对方。可以说,中国式的“醉态思维”“醉态形象”以及相应的酒气豪情,与西方尼采所命名的“酒神精神”遥相呼应。在中国,“野”不仅满含某种西方式的非理性的酒神精神,而且还常染上本土的天地壮气和人类自身的狂飙突进。就齐鲁文化而言,它除了温文儒雅的一面,还另有一种野性气度和风韵。生活于这片神圣土地上的小说家常常不缺乏酒神精神的蓄积和野性的生发。其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就善于拿“酒”做文章,被改编为电影的《红高粱》凭着一曲“喝了咱的酒”,唱得荡气回肠,豪情万丈,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春阶与莫言先生是山东潍坊老乡,亦师亦友。他们皆天性好酒,又都善于在创作中谈酒论醉,分别在小说创作中传达出当地人的嗜酒情怀以及粗豪的乡土精神。总体看,《芝镇说》叙述国事与家事,以酒气与醉态点缀,既得天独厚,又能别出心裁。
更出彩的是,《芝镇说》生动鲜活地传达了传统酒文化下的乡俗民情,进而对民族的精神心灵,对社会的风俗民情有着较好的传达。既然“酒”被视为一种爱物,待客自然少不了酒。盛情的待客之道既是传统酒文化缩影,也演化为某些乡里风俗。为表盛情,营造其乐融融的热闹氛围,主人总是千方百计地劝客,故有“喝酒望人醉”之说。这在年年岁岁乡情四溢的芝镇更是蔚然成风。如,小说津津乐道地叙述芝南村有个“悠筐抬醉汉”的风俗。公冶德鸿的大嫂说这风俗是芝里老人发明的,当然她是听她嫲嫲说的。具体情景是,上新麦子坟,“芝里老人请自己的叔伯兄弟七个聚在一起,摆开场大喝,那是祭祖酒,也是丰收酒。加上芝里老人,一共兄弟八个按年龄大小,找准自己的位置坐下,吆五喝六,开喝。划拳、猜枚、压指……一喝就喝高了。他的七个兄弟都喝得站不起来。芝里老人吩咐,找来七个悠筐,把兄弟七个装在筐里,一个一个抬回家去。从那以后,谁家设酒局,门口就摆着悠筐。事先把悠筐打扫干净,里面铺着油毡纸,等着往家抬醉汉。”如此场景叙述,既让人忍俊不禁,又理在其中,妙趣横生。
中华大地的广大乡野,散落着千家万户,形成不同的家族群体,而各个家族的命运又与整个国家的、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每个名门望族往往都会经历灾难劫难考验,经过血雨腥风的锻造,有各自不同的兴衰际遇、起落沉浮。因而,高明的小说家在写家国天下时,常常聚焦于家族。逄春阶的《芝镇说》生发生长于以往古今家族小说丰厚的土壤之上,尤其是在公冶家族叙事中某种程度上采取了许多家族小说的为文经验和行文策略。其中,既包含着有意的吸取,也隐含着无意的不谋而合。
《芝镇说》将芝镇公冶家族的祖上附会为公冶长,大有深意。众所周知,公冶长是孔子女婿,懂百鸟语。在春阶笔下,他是一个呵护着公冶家族的幽灵,其是是非非又成为公冶家族的基因,还成为齐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增强历史文化感,春阶将小说中的公冶德鸿与历史上孔子弟子公冶长联系起来。小说通过写公冶德鸿翻阅《论语·公冶长第五》,告诉人们公冶长何以成为孔子女婿:“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并进而圆转地将公冶长无罪而身陷囹圄的命运与其因通鸟语的贪婪受过的故事附会在一起。随后,写公冶长墓地的枸杞不被鸟儿啄食:“鸟儿见了那枸杞红就兴奋。奇怪的是,公冶长墓上,却没有一只鸟。墓周围喜鹊虽不少,在银杏树、杨树、柳树上做了窝,飞来飞去,但就是不飞到墓上,不啄枸杞。”这种传奇化笔墨,富有兴味,发人深思:或许是因为公冶长懂鸟语,其灵魂仍在与群鸟对话,不让它们破坏护墓的枸杞；或许另有世人一时还难以明白的神奇道理。
一篇或一部文学之所以成为经典,离不开“理”“事”“情”三要素的完美结合。《芝镇说》面向世态人情,在叙事追求传奇化,写人追求传神性的过程中,注重了“理”“事”“情”的融合。
在《芝镇说》精巧编织的故事中,生活于芝镇上的祖祖辈辈留给“我”的不仅是“一杯一杯复一杯”的酒量以及走南闯北、豪气万丈的胆量,而且还留给“我”刻骨铭心的“内伤”。为了情感的注入和叙事的方便,逄春阶亦化身入小说,选取第一人称“我”展开他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说,小说中的公冶德鸿就是作者的化身或影子。不言而喻,《芝镇说》文本内部回荡着作者的一往情深、一腔热情的“情”。尤其是,细心的读者不难感受到作为作者化身的公冶德鸿良善人格的内心深处还存在较为严重的自卑、胆小、焦虑、恐惧等“内伤”,这种内伤是从亲老嫲嫲景氏那里遗传来的,像那条长在腰里的胎记,挥之不去。此无计可消除之情,使得德鸿始终无法自由自在,甚至压得他难以喘息。
为有效地传达“理”“事”“情”,《芝镇说》的叙事之道也显得很绝妙。在“情”与“理”传达上,公冶德鸿这个亲历、亲动心、体验者,更多地肩负着“传情”角色。小说从作为作者化身的公冶德鸿出生写起,显然主要是在按照其人生轨迹,追寻“我”的前辈的足迹,乃至追寻“我”的祖先踪迹。相对而言,另一个特殊角色,即公冶家族祭奉的不死神鸟弗尼思,则扮演了一个全知全能的“旁观者”以及“旁白者”角色,随时释疑,随时探讨问题,随机揭示谜底……这个角色的设置有效地强化了叙事之“理”。
《芝镇说》仿佛一部鲜活的家族史,致力于叙事与抒情交织,不仅让读者感受这个世界是如何运转和流转的,而且还让读者领略、领悟人生的真谛；《芝镇说》仿佛一幕剧,在以芝镇为主的社会舞台上,传奇化的角色扮演与传神性的角色表演活灵活现；《芝镇说》又如一幅画卷,为历史,也为现实,绘制出芝镇这一脉人的传神的性情与传奇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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