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青锋
清幽的任河水在秦巴山区的崇山峻岭间蜿蜒曲折,在将汇入汉江时打了个精致的结,这里便是瓦房店无疑了。四十多年前,正值豆蔻年华的母亲曾在此插过队。多年后我去过那里一次,先坐绿皮火车,再坐渡轮,过汉江后还要乘坐两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才能到。
每年端午节,姥姥都会要小姨写信让母亲回城过节。母亲风尘仆仆进城来,后面还跟着一个背篓客。姥姥取出钱包要给钱,那人不接钱,只一脸窘迫地笑,母亲也红了脸:“娘,这是我对象!”“啥?”姥姥瞅着个子还没母亲高、皮肤黝黑的父亲,阴了脸进了厨房,隔会儿满院子都是切菜剁肉夸张的哐当声。这是后来听小姨讲的。姥姥对父亲不中意,还担心母亲找个插队当地的农村人结婚,以后拖家带口地想调进城比登天还难。
可母亲很执拗,不惜跟家里闹翻,连着几年没有踏进城半步,大有老死不相往来之势。直到姐姐两岁那年突然病得很厉害,长时间高烧不退,只得来城里大医院住院。姥爷、姥姥知道后,火急火燎地赶到医院,抱着从未见过的外孙女痛哭流涕。从那以后,母亲和家里人的关系逐步得到缓和。再大一些,姐姐和我就被母亲送回了姥姥家,整天和大舅、小舅抢甘蔗吃,翻墙到图书馆的院子里偷红石榴,一起被姥姥、姥爷连拉带拽送进学校。那时我们最盼望的就是过端午节。姥姥每年都是早早地采摘苇叶,清洗干净,厨房里泡着一大盆糯米,小盆里是洗干净的红枣、红豆、花生和葡萄干,我跟姐姐不时溜进去,捏几颗红枣、花生塞进嘴里。我们等大舅、小舅放学回家,就浩浩荡荡去往长途汽车站,接从乡下回来过节的父母。
父母带来山里的木耳、蘑菇、茶叶,还有艾草,大舅把艾草插在大门、小门的门楣上,多余的就送给街坊。父亲还给我们带回六一儿童节的礼物——每人一本童话书。母亲拉过我和姐姐,压在水管前洗干净手和脸,随后给我们戴上她亲手缝制的香囊以及红丝绳。随后大家围坐着包粽子。姥姥先选两三张苇叶,错开折叠成漏斗状,舀半勺子白糯米倒入漏斗,捏几颗红枣、花生、红豆进去,再加入糯米,折叠粽叶让叶面包裹住亮白的糯米,然后递给母亲,母亲用细线缠几圈系上活扣,一只粽子就算完工了。姥姥和母亲边包粽子边压低声音说话,过一会儿声音却高起来,母亲的眼睛红红的。那段日子,母亲到处托关系想调进城里,和母亲一起插队的同学、发小几乎都回了城,母亲有些沉不住气,走哪儿都像扛着炸药包一样,一点就爆。
粽子煮好了,满院子都飘散着粽子香味,大家早已饥肠辘辘,可看着姥姥和母亲阴郁的脸,谁都不敢说话。等到姥爷下班回来,大家才吃上甜丝丝的粽子。饭还没吃完,母亲又急匆匆地出门了,她约了在政府部门上班的同学谈事情。姥姥打包了十几个粽子让母亲提着。半夜回来,母亲喝醉了,父亲搀扶着她在花圃里吐得天昏地暗。姥姥看着母亲难受的样子,也默默地抹眼泪。
又熬过大半年,母亲终于调回了城里,在地区食品厂上班。每年端午节,他们厂里就包粽子、卖粽子,卖剩的会便宜处理给厂里员工。母亲有时拿很多粽子回来,有豆沙的、红枣的、八宝的,竟然还有肉粽子。姥姥让我拿一些分送给街坊邻居。我跟姐姐揣着粽子出了门,七拐八拐,就进了巷子深处的小旅馆。父亲从乡下来,在小旅馆里住了好几天了,那时母亲正和父亲闹离婚,躲着父亲不见面。我剥个肉粽子,父亲粗糙的大手接了,可手颤抖着,粽子怎么也搁不进嘴里。我看到父亲仰着头,泪水在眼眶里转圈。
身后虚掩的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头发花白的姥爷和姥姥推开门,颤巍巍地走进来。他们把父亲连拉带扯接回家,吩咐大舅、小舅去喊在同学家里打麻将的母亲。姥爷大发脾气:“她不回来,你们就把麻将桌掀了!”夜黑尽了,好多年没有动手包粽子的两位老人开始在厨房里洗粽叶、淘米。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人难得地围坐在一起,吃姥姥、姥爷包的白米粽子,尽管没有红枣、豆沙,我却感觉那是我这辈子吃到的最美味的粽子。
姥姥89岁那年,睡在母亲怀里没再醒来。往后的每年端午节,我们都会喊两鬓斑白的父母回家一起包粽子。围坐着吃粽子的时候,就不由得想起姥姥、姥爷,自然又想到姥姥、姥爷包的美味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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