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加
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天下长河》,以清代治理黄河水患为主线,演绎了两位治黄专家靳辅、陈潢的故事。其实,曾任山东巡抚的丁宝桢也有廉洁奉公、治理黄河的经历。
清代同治二年(1863年),晚清名臣、贵州平远人丁宝桢任山东按察使,第二年升任山东布政使,同治五年(1866年)当上了山东巡抚。他在山东期间以吏治严明、励精图治、为政清廉闻名,尤其是他在治理黄河水患上做出重大贡献,留下赫赫英名。
黄河当时不经过山东入海,而是从现在河南兰考北部往东经豫东、苏北流入黄海。清咸丰五年(1855年)八月,汹涌的黄河在河南兰阳北岸铜瓦厢堤岸决堤,无情之水肆虐了豫、鲁、直等地,百万生灵涂炭。
对于黄河是否恢复故道,还是改道山东入海,朝廷上争论不休。丁宝桢作为山东巡抚,既要考虑全国大局,更要考虑如何让山东更少地遭受水患,因此他主张黄河恢复故道。
于是,丁宝桢向朝廷上奏折极力主张“仍以堵合铜瓦厢使河复淮徐故道为正办”,并认为黄河从山东入海有四不便,即“有损于财赋、有难于建置、有妨于水利、有碍于雄纲”。他说:“自铜瓦厢至牡蛎嘴(利津铁门关外)1300余里,创建两坝相去约需10里,除现在淹没不计外,尚需弃地若千万顷,居民亿万,作何安插?”丁宝桢的建议,在当时确实是具有前瞻性的,但是皇帝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最后,黄河东下“总归大清河入海”,大致形成了现在的山东段黄河河道。
黄河改道山东后,山东的河务改由巡抚兼任,由于黄河下游在清代常常决口泛滥,给山东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同时影响了京杭大运河及下游支流的航运,所以清代每一任山东巡抚都负有治理黄河的重大责任。
在治理黄河的过程中,丁宝桢大胆提出了“黄运交流,断无两全之势”“先治黄而治运,一劳永逸之道也,不治黄而但治运,补苴苟简之计也”的建议,可惜的是这个建议同样未得到真正实施。他离开山东后,黄河与运河的治理矛盾日益突出,直到1901年,漕运不得不彻底停摆,足见丁宝桢的先见之明。
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改道北徙山东之后,山东地区的河患加剧起来。同治十年(1871年)黄河山东郓城侯家林段决口,山东巡抚丁宝桢因病正处请谕休假中,闻讯后,着即派候补道员潘骏文前赴灾区察看灾情,得知决口宽八九十丈,深二丈余尺,沿河地区受灾,“漫水下注,郓、汶两境均属较重,嘉祥、济宁以次稍轻”“灾民田庐漂没,资粮悉已无存,荡析离居,极为可悯”。丁宝桢一面上奏朝廷请求截留应征起运漕粮赈济灾民,将曹州、济宁、兖州和泰安等“十三州县应征起运的漕米四万三千数百石拟为灾区赈济”之用,一面研究治堵方案。
经过对地形的查勘,丁宝桢决定堵治侯家林决口,“该处两岸均为老崖,坝基可恃,其便一；内滩有土可取,其便二；两坝运料俱可径达,其便三。”为赶在汛期到来前完工,丁宝桢亲赴工地督办,“旦暮河干,与役夫同艰苦,人情和乐,争先趋事”。
当时堵口的方法,是先以大船装满石头,固定在埽(治河时用来护堤堵口的器材)上面,挡住激流冲击,再用粗麻袋结成网,网洞约5寸,上面先铺一层高粱秸,再加上一层土,使高粱秸下沉水中,层层下沉直到水底把水流截住,当决口处完全堵塞,这时挑土工、扛料工一拥而上,把决口处用土填平堵住。
在丁宝桢的躬亲示范下,河工们奋力争先,此次封堵决口,从备料到开工只一个月,从开工到合龙仅二十五日,提前完成堵口任务。朝廷嘉奖表彰了丁宝桢,并批示:“艰巨独任、功成迅速,给予优叙。”
侯家林堵口,是清代山东巡抚治理黄河的第一例,也是山东黄河第一次大规模的堵口工程,为后来黄河治理积累了宝贵经验。
为此,丁宝桢奏请朝廷在侯家林决口处附近修建了一座大王庙,同时,他还上奏,请求在济南也建一座大王庙,并立碑纪念,由幕僚陈锦撰文刻碑,其中写道:“郓城西南沮水经焉,河入於沮,决侯家林堤岸,南漫济宁为运渠患……丁中丞方以疾乞假,急起图之,以壬申正月赴工督视,至二月二十有四日工竣。合龙之日,堤埽骤塌,压巨艘入水,适堵金门,疑有神助,因奏请立庙河干祀大王,并建祠省垣,以答神贶。锦躬襄斯役,悉亲见闻,谨作颂词,以志灵异,并述河流始末云。”
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秋,黄河山东段东明的岳新庄、石庄户民埝决口,河水夺溜南趋,山东、江苏、安徽数百里为灾,运河交通同时废弃。决口的下游滔滔黄水所到之处墙倒屋塌,种种惨状目不忍睹。然而清廷上下治水之议莫衷一是,任由灾害发展。
此时丁宝桢正在老家贵州平远扫墓省亲,获得消息后,他立即日夜兼程赶回山东。此时宿迁、巨野、济宁等十余州县悉遭淹没,许多湖泊连成一片,水面宽至数百里,情势十分严重。目睹如此惨况,丁宝桢寝食难安,他说:“置数百里运道的淤废、千百万民生之颠连不为补救,抚心何以自安?”
丁宝桢表示:“此口不堵,为害滋烈,若犹观望因循,则上无以对朝廷,下无以对百姓”,并表示愿意自任工程督办。朝廷准旨后,丁宝桢亲自率员详细确查石庄户决口,选定方案,以石庄户下行十余里之“贾庄蓝口作坝基”“从贾庄堵合正溜,由蓝口分溜,引归旧河”,然后统筹上下游两岸堤工。
清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初一,贾庄口工程动工,丁宝桢亲往督堵决口,他每日都到工地上巡查,现场指挥抢修。他千方百计筹集资金,及时发放物料款,使物料筹集速度很快,“于三月八日巳刻合龙”。水患逐渐退却,受灾百姓也渐次返回家乡。
为了根除水患,同年十一月,丁宝桢又奏请堵复了东明石庄户口门,黄河水终于归原河道。为了长治久安,光绪元年(1875年),丁宝桢奏请朝廷亲自督促地方官员,由石庄户下十余里到贾庄,监筑长堤。先由贾庄龙门口向下修至东平十里堡,后由贾庄向上修至东明谢家庄,这就是著名的障东堤。
此事在《济宁山水志》中也有记载,光绪元年(1875年)山东巡抚丁宝桢始修南岸大堤,上起东明谢家庄,迄东平十里铺(堡),堤长“二百五十余里。堤高十四尺,身厚百尺,顶宽三十尺”。三月动工,五月堤成,凡费帑银54万两,名之曰“障东堤”。
“廉洁勤政、节约治黄”一向是丁宝桢的作风。第一次堵口,丁宝桢精打细算,能省则省,原计划用银三十六万两,实际只用了三十二万八千三百五十二两,所余仍归还国库。同样,第二次堵口的全部工程依然很节约,河道总督预计大约用银四百七十万两,丁宝桢实际只用了九十八万多两,节省更多。
丁宝桢不避艰险、力挑重任,为民治黄的风范,再次得到了皇帝的嘉许。光绪帝在得奏后,批示“力任巨艰,予优叙”。丁宝桢两次治理黄河,两次均得到朝廷的嘉奖,在清代治黄史上并不多见,充分体现了丁宝桢的睿智和能力,还彰显了他的廉洁奉公。
在工程施工中,丁宝桢不仅成立了指挥部门,还专门设立了类似现代的会计、统计、审计、纪检监察等机构,目的就是重视工程管理和经费使用,制定了比较完备的经费核算管理制度,并对参与施工的军民赏罚分明。丁宝桢把治理黄河的每笔工程账目都算得明明白白、分毫不贪,并刻在碑文上,公之于众,意在向国家、向百姓、向历史交一笔客观真实的明白账。
要知道“当时治水情形,政府备有巨款,但求工程顺利完成,一切费用,所不计及,治堤工告成,民获安居,在此一片喜悦庆祝情形下,浮支滥报,在所难免。公帑浪费,弊窦丛生,政府明知,亦多不予深究”,可是丁宝桢廉洁自守、分毫不占,在两次黄河堵口中,竟为国家省下费用三百多万两,悉数归公,一钱不取,清代官吏如此清廉者,的确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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