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住进了养老院:
当代中国的“银发海啸”与照护难题》
[美]葛玫 著
刘昱 译
理想国
上海三联书店
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随着平均寿命的延长和生育率的降低,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向着“老龄化社会”迈进。所有人都会变老,如果把人生比作一部三幕戏剧,那作为第三幕的老年生活,起码要占据我们人生三四十年的漫长时光。养老院是许多人的晚年归宿,在里面能否过上从容、体面而且被善待的生活?新书《谁住进了养老院:当代中国的“银发海啸”与照护难题》或能给出一些答案。
仁与孝的折中
国际上普遍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老龄社会程度的标准。2022年,全世界65岁及以上人口数占总人口比例已超过9%。
在中国,养老机构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截至2020年,中国有20万家养老机构,约有760万张床位。而1988年时,中国只有870家相关机构,住有不到5万的老年人,可见发展速度之惊人。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养老机构的需求预计将达到近1500万张床位。
《谁住进了养老院》是一部养老机构实地调查报告。作者葛玫是耶鲁大学博士,不仅有医学人类学专业背景,在美国做过有偿看护,而且精通汉语。该书基于作者历时13个月对云南昆明一家养老院的75次访问和250小时对象观察而成。葛玫从老年人视角呈现了衰老和照护的日常,展现了养老机构复杂的关系网络,探讨了影响中国老年看护现状的多重难题。
过去,作为中国传统道德中最核心、最基础的“孝”,体现在作为后辈对年老长辈的听从和照护,而后者尤其重要,它要求“父母在,不远游”和一旦丈夫为考取功名离开双亲时,女性配偶要承担养老送终的责任。正因如此,葛玫在做实地考察前曾预判,养老院生活应当充满了对孝道崩坏的担忧。然而,从对老年人的观察和交谈来看,事实并非如此。
葛玫调查的所有老年人,尽管给予了孩子生命和早年抚育,却并不觉得理应收取孩子的资源。相反,即使是独自居住或住在养老院的老人,都表示担心拖累子女,为有所需求而感到愧疚。
《谁住进了养老院》分析认为,“仁”也是亲子关系中很关键的道德因素。这一关系不是基于义务或责任,而是面对生活的无尽变化时,为了平衡与和谐所做的一种共同努力,但在养老讨论中却往往被忽略。当亲子关系失衡时,老人们要么愿意将自己的需求和欲望最小化,要么愿意为孩子提供无形资源,以代替有形资源。
例如,张爷爷觉得他主动搬进养老院是给予女儿真正想要的东西——时间、金钱、空间和自由。他力所能及地维持亲子关系的和谐,至少是感觉上的和谐。用张爷爷的话来说,他选择住养老院与女儿的孝顺无关,只是作为父母的仁慈。他主动这样做,是两重意义上的宽容。第一,他给予了女儿“解放”的终极礼物。第二,由于是他坚持要住养老院的,女儿接受他住养老院就无损于孝心,反而是一种顺从的孝举。
简言之,调查发现,大多数父母真心盼望子女幸福。如果子女追求幸福能让父母高兴,那么终究也满足了孝道的要求。正如书中一位36岁的护士所说:“其实,父母渴望的不是孩子给他们多少东西。他们最想要的就是看到你好好的,过得幸福。如果你幸福,那就足够了。”
难在情感关怀
机构养老不是多数中国家庭的第一选择。《谁住进了养老院》直言,在社会想象和国家政策中,都期望子女成为父母的养老主力军,但实际上,他们只占居家照护主力的一半。此外,当年迈的父母需要密集照护时,子女往往也已经老了。对他们来说,赡养父母的责任并没有削弱其他责任,而且与探访有关的医疗费和交通费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更忧心的是,他们自己的身体也需要照料,往往无法满足长辈的在家医护需求。
即使计划再周全,许多人最终还是会发现无法在家照顾自己或家人,继而决定寻求养老机构照护。当然,对于选择机构照护的老人,家属依然是照护团队的重要一部分。
家属也几乎是情感照顾的唯一来源。虽然提到照顾老年人常说“关爱”一词,但老人们用得更多的词是“关心”。“关心”除了有照顾和担心之意,还表示“关注”。有一次,葛玫问玉山老年公寓的一群老人,老年人最需要什么,一位女士大笑道:“关心我!”其他人纷纷踊跃地表示赞同。他们说,这就是所有老年人需要的:接到电话或有人来探望,感受到关注和关照。老人们说,尽管家属以外的人也能提供“关心”,但这种情感关怀更希望由亲人来提供。
在葛玫参观过的所有养老机构中,每天都有家属来探访,但周末时走廊和房间里会挤满成年的子女和配偶,拎着大包小包的水果和饼干,推着轮椅,握着老人的手,给老人梳着头发,以及带来换洗衣物和新衣服。葛玫发现,他们关注的老人的身心部位和有偿护工不同。家属们一般关注老人身体的外部:手部、脸部、头部、衣着,还有胃部。家属每次来访都会给老人带来饭菜和零食。在老年人健康状况较为稳定、生活较为单调的养老机构,成年子女们来探视时往往无事可做,则会和父母静静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织毛线、吃零食,或带父母在院子里慢慢地溜达。
《谁住进了养老院》注意到,家属探访常常被老人来测量时间,数着距离他们上次或下次探访还有多少天,家属来访的频率和逗留时长是他们“关心”的标志。然而,对于探望,老人也有一种矛盾心理。例如,马阿姨常告诉葛玫自己有多喜欢儿子们来看望她,把他们一周一次的例行探望当作关系亲密的象征。但有一回,当葛玫说到儿子们马上要来看望她时,她叫道:“来看有什么用?”
家人照料的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反映出人类的深层次欲求。“心灵就是渴望爱和关怀。其实,哪怕是在家里,也一直渴望爱和关怀。”葛玫说自己脑海里常回荡着这句话。考察之余她也会问自己:我待得够久了吗?交谈够真心吗?如果那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聚,我建立了足够多到没有遗憾的连接了吗?
照护是一种能量
机构养老的难点在照护质量。护工在中国的养老机构是普遍存在的,由于专业护士的工作量大,若是达到与病人1:8的配比,护工就成了一股重要的照护力量,主要负责帮助老人进行日常的生活。
在中国许多城市,典型的护工为中年女性,但机构常常寻求更能胜任该工作体力要求的年轻男性护工。不过,年轻护工一般不如年长护工干得久,护工的高流动率是影响照护质量的一大因素。
葛玫很想知道,有偿护工和老年人能否形成亲人般的关系。有时老人们会说“某个护工就像他们的孩子一样”,这话通常当着该护工的面说。更多时候,护工会说,他们把老人“当作自己的家人”来对待,但这通常是在行动上而非情感上。
《谁住进了养老院》认为,一个主要原因是,城市老年人和大多来自农村的护工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社会和文化差距。例如,张爷爷的有偿护工郭喜就是一个30多岁的农民工,三年前来到这家机构后一直照顾张爷爷。郭喜体贴又和善,每当张爷爷要离开房间时就搀着他走,全天候照应,并保证在他抽烟时帮他点火。张爷爷对郭喜给予的照护质量非常满意,但他们的关系是有限的:“并不是我看不起他。为什么我不和他多聊?因为有些东西他就是理解不了。”对张爷爷来说,文化差距使他们无法真正获得情感上的亲近。此外,许多老人担心被护工骗,因此不敢跟护工走太近。
《谁住进了养老院》提到,在养老机构中,员工、家属和老人都意识到,照护这种“关注能量”,是一种“循环利用而潜在稀缺的社会资源”。要让照护能量在养老机构中循环运转起来,需要“构建通道”。通常是先由管理员或监管员建立起明确的标准,再密切关注任何阻碍或泄漏的迹象。在幸福晚年老年公寓,25岁的副院长解释了该院是如何维持良好运转的:“每天,我们会派些人巡视一下,问问老人们‘今天的饭菜怎么样’。他们会说‘饭菜怎么怎么样’,并且告诉我们哪些饭菜不好。下次巡视时,我们会关注他们的身体外表,或者,比方说热水——这些很简单的东西。”
然而,即便在管理良好的养老机构,照护资源也是有限的。葛玫指出,照护质量是与关注能量多少直接挂钩的,为了最大化利用这一能量,住户们采取了很多技巧,来稍微掌控一下照护质量。例如,一贯平静而谦逊的张爷爷,这样谈到他和护工的关系:“在这儿所有的人里,我对护工的态度最好。不是我自吹。我从来不要求护工做任何事。我从来不提要求。我从来没和护工闹过一点矛盾。比方说,他们每天来打扫房间,有时候有些地方没做好,我也不吭声……很多老人不会。他们要这样,要那样。虽然护工不敢拒绝,但不会这么上心地做。”
但即便妥协退让,照护质量可能仍会下降。书中,一位老年公寓经理给出的解释是,这种状况是由一系列影响养老院资源运转的复杂因素造成的:“每年都要求我们把护工的月工资提高约100元。这是政府要求的,但钱从哪里来呢?从老人的费用里。但老人又跟我们说,‘你们的费用再涨,我们就付不起了’。现在这里的护理质量非常低。因为要想提高质量,就得提高费用,但费用没法比现在再高了。这种矛盾使我们没办法提高照护质量。”
可见,由于当代老年人的经济和社会支持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和不确定性,机构养老体验往往是复杂和不可预测的。这确实是一个让人感到沉重而又无奈的话题,却也是很多人或思考、或面对、或担忧的现实。就像书中引用的一位老年公寓住户的话:“没有回头路了,旧制度、旧习俗都消失了,一切都是新的,才刚刚开始,我们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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