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在辛自画像
《聊斋志异》抄本
□张漱耳
蒲松龄笔下的
张贡士有两个
《张贡士》不长,全文如下:
安丘张贡士,寝疾,仰卧床头。忽见心头有小人出,长仅半尺；儒冠儒服,作徘优状。唱昆山曲,音调清澈,说白、自道名贯一与己同；所唱节末,皆其生平所遭。四折既毕,吟诗而没。张犹记其梗概,为人述之。
大意是,安丘张贡士,因生病仰躺在床头上。忽见从自己心窝里钻出一个小人,身长仅半尺高。头戴读书人的帽子,身穿读书人的衣服,动作像个歌舞艺人。他唱着昆山曲,音调清澈动听。道白、自报的姓名籍贯都和张贡士的一样；所唱的内容情节,都是张贡士生平所经历的。四折戏文都唱完了,小人又吟了一首诗,消失不见。张贡士还记得戏文的大概内容,为人讲述过。
故事的主人公就“安丘张贡士”5个字,蒲松龄只道姓没指名。清初时安丘的张姓贡士只有两个,即张贞、张在辛,还是父子关系。
张贞(1636—1712),字起元,号杞园,清初著述家、书法家、篆刻家,世居潍河东高柯庄,自其高祖迁居安丘县城南门里。自幼天资聪颖,7岁入学,明永历二十六年、清康熙十一年(1672)36岁考为拔贡,选入太学。
张在辛(1651—1738),字卯君,号柏庭,清初书法、篆刻家、金石鉴赏家,张贞长子。13岁学画,镌刻印章,康熙二十五年(1686)35岁时选为拔贡。
父子都是很有个性的人。拔贡之后本有机会再进一步,张贞却在康熙二十四年坚辞不受博学鸿词名分,拒绝去做皇帝的文学侍从,而是隐居于安丘县杞城村研究文史,著书立说；张在辛中举后放弃参加殿试,没有考进士,而是潜心钻研篆刻和书画艺术,创建并成为“齐鲁印派”的领军人物。
由于拔贡可以称贡士,《聊斋志异》写的安丘张贡士就是父子俩中的一个,但究竟是谁,蒲松龄没有明说,稍作考证捋一捋始末,即可明了。
王士祯认定
同辈人张贞
康熙十八年(1679)蒲松龄40岁开始在西铺村毕际家坐馆,当年3月,把自己当私塾先生就开始写的鬼妖故事定名《聊斋志异》,并请已经退休在本县的明末进士、当过刑部侍郎的高珩写好了序言。这时候的《聊斋志异》还没有刻木板成书,仅有蒲松龄的手抄本,也就无从在社会上传播。《张贡士》是被一位著名人物首先传播开来。这个人就是王士祯。
王士祯(1634—1711)又名王士禛,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世称王渔洋。山东新城(今山东桓台县)人。清初诗人、文学家、诗词理论家。顺治十五年(1658)考中进士。官至刑部尚书,颇有政声。引领文坛数十年,被尊为一代诗宗。众所周知,桓台新城与周村西铺毕氏家族都是明清官宦世家,来往密切。
康熙二十六年(1687)春,王士祯因父丧在家“丁忧”其间,到淄川毕氏家族探亲,与曾经同朝为官、为蒲松龄写序的表兄弟高珩,以及辞官回乡的文学家唐梦赉等淄川名流欢聚一堂,席间的话题多次涉及在毕家坐馆的蒲松龄,特别是当听到高珩介绍了很多蒲松龄写的聊斋内容,王士祯兴趣大增,专门前去拜访探视。
蒲松龄向王渔洋出示《聊斋志异》稿本,王渔洋认真翻看,当场将篇目圈出许多,约定蒲松龄抄录给他。回去之后,王渔洋写信索要,蒲松龄抄成两册寄去。
《张贡士》就在王世祯圈定的篇目之内,王世祯很早就认识安丘的拔贡张贞,已是至友。读到蒲松龄叙述的安丘张某——一个儒冠儒服人物的奇事,很自然就断定是张贞。所以在二十四卷本《聊斋》篇末,还有着王渔洋的两句尾批:“岂杞园耶?大奇。”王氏虽用了疑问加惊叹的语气,暗示“张贡士”即张贞。他那时还不知张贞大儿子张在辛也考上了拔贡。
不仅他不知道,蒲松龄更不知道。王世祯与蒲松龄见面索聊斋时,张在辛刚刚考取拔贡不到半年,在通信原始的条件下,蒲松龄肯定是不知道的,他是1702年秋天在十五年之后才第一次在济南认识张贞,认识张在辛就更晚了,也就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送王士祯过目的《聊斋志异》改动。都知道此书是蒲先生“集腋为裘”之作,为搜集民间许多故事而成的。《三借庐笔谈》有个事情传得很广:蒲留仙先生作《聊斋》时,每临晨携一大瓷缸,中贮苦茗,具烟一包,置行人大道旁,下陈芦衬,坐于上,烟茗置身畔。见行道者过,必强执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渴则饮以茗。成奉以烟。必令畅谈乃已。偶闻一事,归而粉饰之。如是二十余寒暑,此书方告成。所以,蒲松龄是在对安丘张家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写的,是记录别人的讲述。
王世祯收到抄写的《聊斋志异》简本(只两册)后把这个故事写进自己的《池北偶谈》,题目为《心头小人》。那么有依据判定,它也是《聊斋志异》最初的题目。
高凤翰获知
贡士非其父
王世祯的《池北偶谈》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就有刊本,而《聊斋志异》到了乾隆年间才刊刻,被认为最早的青柯亭刻本是乾隆三十一年(1766),所以安丘张贡士的故事通过王世祯的著作率先流传。不想,这又引发了一位著名人物好奇,他通过面对面询问,推翻了王世祯的结论。
这个人就是清代著名画家、书法家、篆刻家高凤翰。高凤翰,字西园,山东胶州人氏。张在辛比他大32岁,张在辛大名鼎鼎时,高凤翰名不见经传,故自康熙四十一年(1702)高凤翰到济南第一次参加乡试不第东归,就开始在安丘张家停留,跟张在辛学习隶书、篆刻。康熙五十年(1711)那次乡试,住在张在辛家的春岑阁,盘桓月余始返。这么亲密无间的关系,他对《池北偶谈》里的《心头小人》是什么反应?《聊斋志异》清柯亭本篇末有篇附则,清楚地记得高西园所云:
向读渔洋先生《池北偶谈》,见有记心头小人者,为安丘张某事。余素善安丘张卯君,意必其宗属也。一日晤间(会面时)问及,始知即卯君事。询其本末,云:当病起时,所记昆山曲者,无一字遗,皆手录成册。后,其嫂夫人以为不祥语,焚弃之……
这就是说,关于“心头小人”,高凤翰通过《池北偶谈》看到后,自然也以为是王世祯所断定的张在辛宗属,不料他一次与张在辛相见,当面问了问才知,这是“卯君”(张在辛的字)的事,并说明,当初张在辛还把“小人”所唱的“昆曲”在病愈后一字不差都记下来了,后来妻子发现,觉得唱词不祥,一把火烧了。
据高凤翰的上述记述,显然是王世祯说错了。当然他也不是信口开河主观臆测,如前所考,囿于当时的已知条件。
至于作者蒲松龄,认识结交安丘张氏父子后,互相也成了好友。想当年,蒲松龄搜集到了这事,写了《心头小人》,多年以后才与真人对上号。他觉得这个故事内容并无贬义,无损好朋友的形象。只是题目容易发生歧义,所以,在以后的《聊斋志异》抄本,蒲松龄补加了好朋友的功名,改题目为《张贡士》。王世祯也见过这个后来改的抄写本,故在《聊斋志异新评》中所引的《张贡士》正文结尾部分,比较清楚地表明其主人公并非是张贞:
“……为人述之。高西园、张杞园先生曾细询之,犹述其曲文,惜不能全忆。
这就是说,就小人儿之事,高西园问过,张杞园也问过。既然如此,张贞当然不会是自问自己,只能是问可能问的亲近的人。
总之,三个著名人物都对张贡士如此感兴趣,不失文坛趣话,但也增大了故事的复杂性。但是知悉了围绕《安丘张贡士》的来龙去脉,就不会认为张贡士为张贞了。可惜,当代还是不断有学者沿用王世祯的结论,以讹传讹。如1983年5月17日《光明日报》刊载《聊斋志异·张贡士中张贞其人》,作者劳洪还认为是张贞；2021年2月7日《潍坊晚报》刊载《聊斋志异中的潍坊故事》,让这个老问题又重见了日光。文章的作者称张贞康熙十一年拔贡,张贞长子张在辛康熙二十五年也曾拔贡。心头小人唱昆曲的张贡士,一定是父子中的一个,哪一个没有结论。
一个毫无根据的
坊间传说
《安丘张贡士》民间“演义”的版本更让人哭笑不得,居然盛传为蒲松龄来找张贞借钱,张贞一毛不拔,回去就编排了这个故事,来影射贬损安丘张家。
此说建立在蒲、张交往亲密,且蒲穷困的事实以及其写作风格之上,成为人们口头流传下来的史影。人们根本不管作者写故事在前,来安求张家在后的历史事实。
蒲松龄63岁那年认识了张贞后,还是乡试未中,于1702年8月19日离开济南,回归淄川县西铺村生活。这已经是他第6次铩羽而归了。他自21岁第一次应乡试、24岁第二次、32岁第三次、35岁第四次、48岁第五次均都未中,不由人不相信:大才都不擅长科举考试。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封建制度,都是将程朱理学作为官方统治武器。取士须作八股文,读书人只能依据朱熹的《四书集注》来发议论,以此禁锢思想,阻止进步思潮。蒲松龄的文学才能,所学所知所用,岂是一部《四书集注》能涵盖了的?肯定是自由发挥了。话说回来,蒲松龄如果金榜题名,也就没有《聊斋》了。
言归正传。从济南回来翌年,山东就发生自然灾害,蒲松龄也有多篇诗文写及。康熙四十三年(1704)是他从济南回来的第二年,他写有《纪灾后篇》,详述旱、虫诸灾。这么不好的年景,为了讨生活,布衣蒲松龄找人借钱度荒是可能的。他来安丘找小有产者的张家借钱,条件是具备的,但证据却没有。所以这是个蓄意想象下的谣言。退一步说,即便张贞没有借给他,蒲松龄也不会小肚鸡肠,靠编故事诋毁他。因为蒲松龄是张贞的粉丝,和他儿子关系都很好,虽说自古文人相轻,但对于真心的崇拜者,这个规律是不灵、不存在的。
尽管有着多少个不可能,民间只要出现了多量粉饰的传说,就会比枯燥呆板的考证更具传播力。再加上蒲松龄在聊斋的故事里不乏于己有恩的人,会暗中褒扬；对自己愤恨的人,又夹枪带棒,尽管不见得罪蒲松龄的任何具体事实和确凿史料,照样博得了很多人的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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