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宇
林斤澜先生的家中有一个架子的酒瓶,和老朋友喝酒的快事已成往事。据《林斤澜说》一书中说,陆文夫逝世后,林斤澜对程绍国说:“晓声走了,曾祺走了,现在文夫也走了。人说我们是文坛酒中四仙,咳,只剩下一个我了。”
说起趣味相投的朋友汪曾祺,林斤澜不免伤感。汪曾祺经常把林斤澜家的电话当作自己的给了人。林斤澜回忆,有一晚人家打错电话后,坚决地说是汪曾祺自己给的电话。“过后我打电话问曾祺怎么回事,曾祺说他只记住一个号码。我问你自己家的不记得?电话里断然回道:‘我没有给自己打电话。’”我说起汪曾祺晚年的画很清雅,林斤澜说:“他最后很多时间在画画的,我有时候也觉得不大可理解。”
《林斤澜说》书中说,林斤澜对世界的认识是两个字:困惑。闲谈中,林斤澜说,他对一些事情都不大理解。说这话时,林斤澜的神情中流露一丝困惑。“当年骂沈从文的人都骂错了,丁玲也骂沈从文,丁玲的有些事情我也不理解。萧军在最后说,他已经原谅了过去的许多事情、故人,把它忘了,让它过去吧。我就想起丁玲最后为什么那么憎恨周扬?周扬向她道歉,而且周扬自己思想也有些改变。你丁玲一个大作家,把精力都放在过去这些事情上,何必呢?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我提起王蒙写周扬和丁玲的那两篇文章中的说法,林斤澜听了说,依然没有解开他的心中困惑。
林斤澜介绍,现在尽可能地避免去外面参加活动。读小说也比较少:“有的小说太主张个人内心了,我就不喜欢。”而说起旧时相识,他叹了一口气:“可以说很少了,前几年,有年轻人把他们父母辈的老照片拿给我看,让我认一下,这是谁,都记下来。十几张照片上,现在很多人都不在了。”
林斤澜1923年生于浙江温州,中学时代曾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45年毕业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早年经历丰富,一度到台湾从事地下工作,这些生活体验成了林斤澜日后文学创作的源泉。林斤澜说:“早就有人说,一个人的童年、少年是很重要的,老了之后,想的主要也是这一段。温州到我这一辈,已经没什么人了。温州历来就是数学家之乡,有很多大数学家,像谷超豪,都是出在温州的。再有就是文艺研究,不是文学写作,比如研究元曲的权威王起,再比如研究宋词的权威夏承焘,还有考古的权威夏鼐,我们那地方不大,都知道。我说的这些,有的比我高一辈,有的高半辈,夏鼐、夏承焘高一辈,王起高半辈。”
林斤澜到北京市文联创作组从事剧本创作,1950年发表第一个剧本,1957年出版剧本集《布谷》。以后发表的作品大多为短篇小说,独树一帜,短篇小说《台湾姑娘》因在题材和写法上新颖独到,曾引起读者注意。在生活中,林斤澜与沈从文、汪曾祺感情甚深。
林斤澜与汪曾祺在文艺上情趣相投,也通过汪曾祺认识了沈从文。他说:“我觉得沈从文先生对小说有的看法,不一定很多人同意。他认为小说是绝而后生,这条路谁都不走了,才要深入进去,比如《红楼梦》,如果写出十部、一百部《红楼梦》来,那就麻烦了。《聊斋》也是这样,精彩的就这么几十篇,多了就不行了。小说不能卖钱,卖不出去,卖得很少,也不能拿小说去混个资格当个什么官,它无利可图,谁都不干了,就剩你我三两个人不走,为什么?因为我们就爱小说,不干别的,正是因为大家觉得穷,觉得没意思了,我们就喜欢这个,我们就干了去。钱也不想了,官也不想了,你就喜欢这个,你就决定干这个,好小说才出来,这叫绝而后生。”
在林斤澜认识沈从文时:“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在故宫博物院当一般的工作人员了。可一方面可以说他本身的工作也没有让他做很多,他自己已经下功夫了,他确实是个有心人,他那时候对考古已经很迷了。他把精力都转移到这个方面。他有时候还谈文学,他的夫人张兆和在《人民文学》做编辑、审稿,稿子定了,她就最后为稿子润色语言。她是个好手。文艺活动他没怎么参加,有些当时发表的少量的文章,他还是看的,但看得不多。有些文艺活动他不理解,他怀疑这是文学道路吗?我就听他讲过这样子的,那时候农村搞互助合作,大家就参加运动歌颂新生活,都是这些东西,他很怀疑,他说这么弄能写出东西来吗?他的怀疑有时候会以某种方式表示出来,他说他过去写了那么多小说,现在都过去啦!他说他不懂了,不会写了。他怀疑,但他的方式比较谦虚:我不懂了,我不会写了……”
汪曾祺认为短是小说的风格。林斤澜引为知己:“他自己也很坦率地讲:我就不知道长篇是什么东西。他有些看法我是比较同意的,就是人生不是长篇,人生顶多是中篇,或者是短篇。能够反映生活的,我觉得是短篇,或者是连贯的中篇,比如说写抗战知识分子的生活,有的人做的事就是这一回,下一回就没他的事了；有的人在这一回里头出现了,下一回就消失了。《聊斋志异》就是。比如说《水浒传》,《水浒传》就是板块的结构,亚洲一个板块,美洲一个板块——武松的,宋江的,卢俊义的,李逵的,几个板块结合在一起,最集中的、最直接的是表现在武松的故事上。”
林斤澜的语言简练有力,那是有意为之:“有人认为文学小说就是语言的艺术,像我这路人就是这样,我们都认为应该在语言上下功夫。语言不管是什么式的,欧式的,自由式的,油画式的,到最后,最好的都是最简单的。什么式我都是要最简练的,各种艺术都要讲到简练的问题。”
1962年春,由老舍主持,北京市文联举行了“林斤澜创作座谈会”,专题讨论他作品的风格特色。回忆起老舍先生,林斤澜说:“老舍是个很外向的人,他很能交往,不是封闭的,不是内向的,他在曲艺、相声、绘画等方面都懂,他非常会交际。”
老舍先生当时说,在北京的作家中,今后有两个人也许会写出一点东西,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林斤澜。对此,林斤澜说:“好像听过,我也想不起他究竟是什么时候说的,人家知道这个事情。我也知道这话,但具体在哪一年,在什么场合,我也记不起。他说的只是乡土一路的说法,汪曾祺和林斤澜。其实在北京写得好的大有人在啊,各有各的路子。各路走下去,最后看谁在文学上能够占住领地。像汪曾祺已经是古人了,他的生命已经画上句号了,但他的作品能不能画上句号,我觉得还不清楚。有的人还活着,他还能发展。”
改革开放之后,林斤澜写了一系列以浙江农村为背景的短篇小说,语言凝练、含蓄,结集为《矮凳桥风情》出版,一时传诵。林斤澜说:“有人觉得我以前的作品还比较好,比如说《百年小说选》,就是在世纪末千禧年的时候出版的,比较权威的,他们选我的小说都是选五六十年代的。我就有意见,我说你们考不考虑我后期的,他们回答我说:不行啊,后面八九十年代作品太多,作家太多,所以后半部分就选了我的散文。现在持这种看法的人还是有的,他们看得上的比如我写的《台湾姑娘》,把这当成是我的代表作品。我自己喜欢后头的。所以在我自己的选集里,我跟他们赌气,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我统统不选,我就选我后头的,选了《矮凳桥风情》,选了《十年十癔》。我觉得从艺术上来说,《十年十癔》是能代表我的,而不是什么《台湾姑娘》啊。反正我现在还继续写就是了,还愿意写,但现在数量不多了,一个是不要求多,觉得写一点东西要自己先有些想法才好。我最近想写一篇小说,写了开头就写不下去。萧军八十岁的时候,我说:萧老啊,你再写也写不出了。他说:我都不写了。年轻的时候写小说,天天想着它,天天惦记着它,天天琢磨着它。年纪大了,就不要干这个事了。”
(本文作者为知名媒体人、出版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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