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奇功:梁启超与中国学术思想的现代诠释》
黄克武 著
大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近代中国的思潮与人物》
黄克武 著
九州出版社
《一个被放弃的选择:
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
黄克武 著
三辉图书｜新星出版社
□长庚
著述千万余言
“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近代思想史,有些朋友常喜欢问,在近代人物之中我最欣赏的是哪一位思想家?我的回答毫无疑问是梁启超。这是因为我多年沉浸在他的著作中,探究他建构新国家、新国民的构想,从阅读中我感觉到梁启超的文字说理清晰、透彻,而且有一股特殊的魔力,他说的话,都是我想说而又说不出来的。”在《文字奇功》开篇,黄克武毫不吝惜对梁启超的赞美。
从1895年至1925年的三十年,是梁启超活跃于中国思想界的一段时间,他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在湖南长沙的时务学堂宣传维新理念,又与康有为共同推动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国风报》等报刊以启迪民智；1912年回国后又投身政治与文化活动,著书立说。这三十年正是中国由传统转向现代的关键时期,堪称“中国近代思想的转型时代”,充满了危机与混乱,也呈现出一个探索、创新与多元的局面。
黄遵宪说,梁启超的文字“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严复对他的评价是:“任公文笔,原自畅遂,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1929年,胡适写给梁启超的挽联则说“中国新民,平生宏愿；神州革命,文字奇功”。黄克武觉得,其中的“文字奇功”四个字提纲挈领地概括出了梁启超一生的成就。
梁启超的著述多达千万余言,其内容涉及近代中国政治、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多方面。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梁启超和严复、胡适类似,都是学问渊博的“通才”,而不是在“象牙塔”之内沉浸于纯知识领域的“专才”。这种“通才”很类似陈澧、曾国藩、钱穆等人所提倡的“士大夫之学”,这种学问“将‘有益于身’与‘有用于世’二语,悬为著书讲学之标帜”。《文字奇功》认为,梁启超和严复、胡适都是这一类型的学者,他们以学术研究来“修己治人”,不但能够依赖学问来“安顿身心”,更借此关怀中国的现状,并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不过,梁启超又比严复、胡适更接近传统的“士大夫之学”。
梁启超学术涉猎甚广。他于1902年撰写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被后世视为“阐释中国学术思想的引路之作”,具有首开风气的示范意义。《清代学术概论》对想了解清代思想史的读者来说,是一本提纲挈领的好书。《中国历史研究法》在开创中国现代史学方面有划时代的功劳,即使今日读来仍可见作者匠心独运之处。《先秦政治思想史》是一部有关先秦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名作,至今依然是了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必读书。另外,梁启超所写的人物传记也十分精彩。
然而,有些学者认为,梁启超的学术兴趣虽然广泛,但思想肤浅、驳杂而没有清晰的脉络,也没有深入而有价值的思想内涵,所以只能算一个宣传家,而不是一个有创见、有慧识的思想家。
给予一个历史人物公允的评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此,黄克武有两个主要的观点。第一,不宜将梁启超一生在学术上与思想上努力的成果视为肤浅、驳杂而不够深刻的,黄克武认为梁启超的学术思想表现出他个人的学术风格以及前后的一贯性,他是一位既博学又敏锐的思想家。第二,梁启超的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有内在的关联,这是源于中国“学术与政治一以贯之”的传统。因此,把学术与政治割裂开来,是不能正确地评价梁启超的。
“铸造国魂”
黄克武认为,梁启超学术思想的核心旨趣可以归结到以“铸造国魂”为核心的政治与文化理想,他强调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具有的独特性及其崇高的价值,即使在列强的威逼下,仍然坚信“中国无可亡之理,而有必强之道”。
那么中国的“必强之道”是什么?梁启超给出了他的答案。晚清时他主要致力于倡导培养“现代国家”的“新民”,他的《新民说》与同时期研究阳明学、墨子学、新史学的成果,乃至对康德哲学的诠释都与此一“新民”的目标密切相关。他所谓的“新民”,结合了源自西方的“公民精神”与来自传统的道德修养。至五四运动前后,梁启超从欧洲回国,有感于战争所带来的对西方文化的破坏,同时受到欧洲“反启蒙论述”的影响,思想有了新的转向。他和梁漱溟一样批评西方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科学文明,并试图重新找回对中国文化的信心,他称为“元神真火”,开始以“国性”“国粹”“立国精神”“民族精神”来凝聚全民共识,意欲打造一个既具有中国精神特色又融合现代文明的新国家。
梁启超以“铸造国魂”为核心的学术思想深受时代的影响。他在《论李鸿章》一书中曾引用西哲之言“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来论断历史人物。他认为有一种英雄是“为时势所造”,有一种英雄则是“造时势之英雄”,前者是“寻常英雄”,后者则是“非常之英雄”。用这个标准来看,梁启超或许算得上一个既为时势所造,又能创造时势的文化英雄。
《文字奇功》认为,梁启超能超越同时代其他人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兼具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多元知识,并致力于会通中西,这一点和严复很类似。他自幼因准备科举考试而熟读传统经典,在拜康有为为师之后,又兼治西学。他的另一机缘是到日本之后,很快地掌握了日文的阅读方法,而能利用日本的学术资源认识新词汇、获取新知识。
这个过程就是本书副标题所谓“中国学术思想的现代诠释”。梁启超所做的诠释工作有许多崭新的视角。
比如“现代国家”与“国民”的视角。最好的例子是他的史学研究,史学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但是过去的史学是为王朝服务的,是“帝王的家谱”。梁启超开始意识到历史学与现代国家的关联。儒学、诸子学、西方哲学、宗教等,都曾被梁启超放在现代国家的框架下,来讨论它们对形塑“新民”所具有的意义。
又如“科学”的视角。梁启超不赞同宋明理学有关阴阳、理气的说法,他果断放弃了传统阴阳五行的宇宙观,转而接受严复以来所译介的西方科学对宇宙、人生的看法。在他看来,科学是建构知识的重要基础。
再如“超科学”的视角。梁启超认为科学有其局限,在“关于宇宙本体或‘天道’……以及实践规范或‘人道’”方面,例如人生观、美感与宗教的领域,人类无法在科学之中找到确切的答案,必须依赖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他舍弃了宋明理学有关阴阳、理气的说法,而保留王学之中良知的本体论,再将此理论与佛教及康德的观点结合在一起。
循着《中庸》来
《文字奇功》尝试提出了梁启超学术思想的七个特点。第一,梁启超主张融合古今中外的学说,融合成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思想,在此过程中,每一个个体都要从事评估与调和的工作。第二,知识的内涵不仅包括实证性的科学知识,也包括“非科学”“超科学”的知识。第三,人类的生活不仅包括科学所处理的物质方面,也包括超越科学的精神方面,而寻求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协调是很重要的。第四,宗教有一套周密的本体论,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宇宙与历史,也洞悉人类精神的本质。第五,所有这些不同的知识结合在一起,有助于澄清人类生活的目标,以及提供达成目标之方法。第六,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个人与群体是一样重要的,两者也应相互调和。第七,梁启超认为为了让个人追求道德目标,而避免出现自私自利的情形,必须采用不同的说法,使人们认识正确的群己关系。
这七点或许可以视为梁启超学术思想的特点。黄克武认为,梁启超一生之中吸收了东西方的各种知识,因而其学术思想呈现出复杂多变的面貌,但在多变的表层下仍展现出这些不变之处。
因此在黄克武看来,梁启超的学术思想与他的政治思想、文化理念有内在的关联。梁启超在政治、文化变迁上采取继往开来的态度,这就是他在《新民说》中所说的,新民需要下两方面的功夫:“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以及“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
在文化上,梁启超一方面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打倒孔家店”“把线装书丢到茅坑里”,另一方面也不赞成极端守旧的保守理念。他主张在传统的根基上吸收西方的长处,最后建立一个中西融合的新中国文化。这一会通中西的想法,也使他开启了近代中国批判西方主流文化的一个传统。
《文字奇功》认为,梁启超最受中国知识分子批评之处,恰恰也是他的思想的一个很大的优点,梁启超和今日许多西方知识分子一样,觉得人类在实然与应然方面所需要的知识,不能完全从一个系统的哲学体系中引导出来。梁启超的思想并非全无脉络,可是他并不企图建立一个单一而宏大的理论。
这样一来,梁启超遭遇到一个“知识应该有何种构造”的认识论上的难题。“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对当代西方思想感到不满,认为它太片面涣散、太碎片化而不够系统化。可是不少西方思想家却以为当前时代所需要的复杂知识,原本就无法像人们收拾玩具那样,将它们整整齐齐地放在一个盒子里面。”
黄克武觉得,梁启超比新儒家更能够将中国传统的义理之学与经世之学结合在一起,而且也超越了西方实证主义者对现代化的思考,他的思想是循着《中庸》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思路在走。据此黄克武相信,在面对未来挑战之时,梁启超以调适的精神来修正中国文化的想法,是具有启示性意义的。
(作者为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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