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具有大历史的宏观视角与长时段的时间尺度,有助于认识中华文明格局的形成与特点。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教授陈胜前长期从事史前考古工作,并注重考古理论研究。他的《中华文明格局的起源:考古学的视角》一书,以独特的考古学视角、丰富的历史资料与深入的学术分析,为读者呈现了一幅全面而深刻的中华文明历史画卷。
□明生
理论研究不可少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绵延不绝。对很多人来说这是常识,就像是在说今天天气很好,但是天气预报员需要收集大量的事实数据,发展理论模型,才能说这句话。同理,尽管绝大多数人都感受到了中华文明了不起,但对考古学者而言,需要通过调查、发掘和多学科的分析,去印证这样的认识是否准确,还需要发展理论模型,解释为什么中华文明会如此。因此,考古学一方面需要分析材料,发展理论模型；另一方面又要量力而行,限制自己的精度,即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
陈胜前注意到,世界主要古文明的发现集中在100多年前,古希腊、古埃及、两河流域、古印度、玛雅、印加等文明,都是如此。中华文明起源的发现是最晚的,从1928年开始发掘殷墟算起,世人对于中华文明的认识长期停留在距今3700年前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被发现后,这个局面才有所改变。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但受制于材料的发现,也没有从根本上打破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的固有认知。进入21世纪,“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陶寺遗址、良渚遗址、石峁遗址等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的考古发现高潮迭起,才真正不断突破定见。
百年前,现代考古学刚刚在中国诞生之时,学者们的核心关注点就是中华文明的起源,遗憾的是,那个时候国难深重,民生凋敝,很难系统地开展研究。在陈胜前看来,如今的中国考古学蒸蒸日上,每年有成百上千的田野发掘项目,多学科合作已经成为学科研究的基本方法,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项目的进一步开展,中华文明起源过程越来越清晰。
很多时候,考古就像盲人摸象,都只摸到了一块皮,如果你心中没有象的话,摸到的那一块皮几乎什么都说明不了。所以考古学者首先得知道这儿有头象,而且知道皮跟象是什么关系,这是特别重要的。“考古在田野”,当然,考古学者要去田野挖实物材料,但是仅仅靠实物材料是不行的,所以也可以说“考古不在田野”,考古学者需要去了解很多背景性的知识。
《中华文明格局的起源》并不过多着墨于考古成就,而是侧重于从理论角度探讨文明起源。理论研究似乎与考古学作为一门以实物遗存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性质相背,在公众的印象中,考古学者就是在野外调查与发掘古代遗存的人。不过,陈胜前认为,理论思考与实物遗存研究并不矛盾。
经验事实的观察最终要上升到理论高度,反过来,理论研究需要得到经验事实的验证,才能真正成立。“考古学因为与国计民生不直接相关,所以给人的印象是,考古理论研究好像无足轻重。实际上,在考古学中,离开了理论我们就无法理解考古材料,考古学研究也会失去方向与意义。”陈胜前认为。
实物遗存更客观
公众对历史的认知基本来源于文字的记载。但我们往往忽视了,相对于地球五十亿年的自然史,相对于人类百万年的进化史,文明只有一万多年的时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更只有短短的五六千年。
陈胜前认为,考古学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维度的真实,这种真实是通过实物遗存研究实现的,并不以是否符合历史文献记载或者某个理论模型为目的。因此,考古与历史文献是不同维度的事实记载,可能会契合,也可能不同。当两者契合的时候,也就是所谓的“二重证据法”,这不是两者之间相互证明,而是它们与历史事实的关联性得到了双重的肯定。当两者不契合的时候,实物遗存仍然可以保留其客观性。
有关早期文明的历史文献往往带有传说的性质,可能存在移花接木的情况,刻舟求剑式地利用古史传说非但没有帮助,反而会破坏这些珍贵文献的价值。《中华文明格局的起源》反复强调的观点是,历史文献的价值有二:一是作为推理的线索或启示；二是作为理解考古材料的文化背景关联,毕竟没有文字的史前实物遗存,不能告诉我们它们究竟代表什么,只有在文化背景关联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其文化意义。
在陈胜前看来,文明探源考古的目的并不只是获得历史的真实,更在于理解历史事实的意义,理解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意义。该书从史前人类文化发展的格局谈起,然后转向中华文明格局的考察。基本观点是,人类文明发展有三个独立的中心:西亚、中南美洲、中国。之所以这样区分,根本原因在于三者对应着三大主要的农业起源中心。中南美洲的农业体系缺乏合适的驯化动物,本身就比较脆弱,这也是其难以抵抗西方殖民侵略的原因之一。西亚的农业扩散到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还有欧洲,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古希腊文明在此基础上形成。但是这几个文明中心之间距离遥远,其间还分布有显著的地理障碍,文明发展一直未能实现融合。
这样一比较,“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就显得格外突出。一体化是融合,多元就是分化发展。中华文明在形成过程中曾有过分化发展的阶段,并形成了若干个具有不同特点的文明起源中心,而且具有先边缘、后中心的发展趋势。
《中华文明格局的起源》用边缘发展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多元化发展需要追溯到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在此基础上,距今8500年前后,形成了新石器时代的若干文化区系,正是在这些文化区系中,先后以不同的模式形成了各具特点的区域早期文明。距今6000年前后,文明化进程加速,区域文明中心逐渐形成；与此同时,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形成。然后,通过将近2000年的相互交流,这些早期文明在4000多年前最终融合成一个统一的王朝文明,正式开启以中原为中心的文明发展格局。而在文明发展过程中,分化、融合、扩散始终是存在的,只是不同时期的主要趋势有所区别。
陈胜前指出,中华文明形成过程可分为三个特征明显的阶段:分化、融合、扩散。追溯这样的发展过程,让我们认识到,中华文明的起源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事件,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个有独特节奏的“三部曲”,其中波澜起伏,异彩纷呈。“回溯中华文明起源史,我们就像在读一部荡气回肠的史诗,观赏一部情节跌宕起伏的戏剧。”
中和的当代价值
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看待自身的文明性呢?显然需要从当下的视角来看,看看我们的祖先究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留下了哪些有意义的东西。陈胜前指出,很多东西可能已经过时,再也用不上了,但有两样东西是十分珍贵的,是世界上其他文明不能提供的。
其一是文明的连续性。正因如此,我们现在还能读懂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甚至是商周青铜器的铭文与刻在甲骨上的古老文字。陈胜前还记得读本科时上的古文字课,教材就是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我国悠久的历史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就像跨世纪的长寿老人一样,其丰富的人生体验是无价财富。“若没有相当的智慧与不屈的精神,要维系一个连续的文明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文明,这里面有不少值得深入发掘与阐释的好东西。”
其二是超大型的文明规模。在过去一万多年的农业时代中,华夏先民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领先的,只是在近现代落后了。“我们在环顾这个四分五裂的世界时,不得不感谢祖先,因为没有他们的心血与牺牲,就不会有今天这个超大型的统一的文明体”。
中华文明何以能够如此呢?陈胜前认为,要归功于中华文明中的一种独特的文明性——“中和”。历史学者与文化学者认为“中和”的特性是在春秋战国之后形成的,不过,考古学已经可以将之追溯提前数千年,与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的一段独特历史联系在一起。这段历史就是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有点漫长的“古国时代”,从距今5800年到距今3800年,持续时间约2000年。从这个阶段开始,史前中国出现了等级化的聚落、中心化的城址、专业化的手工业、等级化的墓葬,甚至是大型的水利工程等体现社会复杂化进程的特征。
古国时代存在“中和”的突出表现是,古国时代的礼仪用品多是玉石。辽西、中原、长江中下游……遍布全国各地的遗址以及玉器的出土,证明了中国人对玉的喜爱由来已久。
玉石与青铜的主要区别在于,青铜可以用作兵器,新铸的青铜器表面金光灿烂,极富炫耀色彩,而玉石是含蓄的、温润的,其质地易碎。玉石与青铜都是权力的象征,但从物质性的角度来看,玉石的权力更多是威望性的,而不是像青铜那样具有强迫性。这与《史记·黄帝本纪》中记载的内容比较一致,早期的首领要有很好的社会威望,才能确保权力的合法性。玉文化是中国史前文化的一个特色,并且一直延续。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中和品质的象征,也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之一。
中国封建时代的等级观念很强,中央集权的程度也很高,但是中国没有形成种姓制度,中国文化传统中,一直有天下大同的追求。两千多年前,陈胜、吴广就质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即便在等级森严的封建时代,中国人也不大承认天生的血统优越论。中华文明在等级分化过程中选择了中和的定位,承认差别,更承认努力。在陈胜前看来,这无疑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不断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不是采取“仇必和而解”的态度,那么中华文明就不可能完成融合,也不可能在近现代社会转型中力挽狂澜、绝处逢生。“这种文明性在当今世界环境中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我们可以依托的文化资源。”陈胜前指出。
(作者为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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