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辉
上海人是不是如传说的那样看不起我们苏北人,我不得而知；但苏北人看不起上海人,我却自小就耳濡目染。我们苏北那块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已经能记事的时候,夫妻睡觉不睡一头,北方话叫“打通腿”(后来自然风气渐开,但那已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事情了)。所以正经人家夫妻的床上,总是一头一个枕头。如果哪家床上两个枕头并排放一头,传出去就是难听的黄色笑话。村里有个婶子在上海有亲戚,到上海过了一阵,回来后就要和她男人睡一头,结果是被男人一顿暴揍:“我不叫你去,你非要去。这才去几天,就跟上海人学坏了!”
我后来才有点明白,老家夫妻“打通腿”,背后的真实原因,有可能是穷。因为穷,置办不起稍微大点、宽点的婚床。床太窄,睡一头,挤得慌。
我们最津津乐道的话题还有作为南人代表的上海男人之“小”:细皮嫩肉,细声细气,听女人的话。更要不得的是,上海男人竟然会做饭。这一点,尤其让我们家乡的人看不上。
新世纪初,有一回我流落到上海一所大学的研究生宿舍里。听说我是苏北人,一个高大、秀气的上海本地男生跟我讲:你们那里我去过,女人是不上桌子吃饭的。一句话噎得我半天说不出话。可不是嘛,这就是我们家乡的所谓礼数、所谓体统。后来我想,大概越是文明程度比较高的地方,男人越不会把所谓“体统”“礼数”以及自己的“男人”身份当回事吧。
十多年前,我在湖南读研。有一回,和几个北方同学结伴坐火车回家过年。车过河南濮阳,因为座位之争,我被几个当地人包围。眼看要吃眼前亏,我用眼色向几个北方同学求援。可他们有的闭上眼睛假寐,有的把眼睛望向窗外。幸亏这个时候乘警过来为我解了围。在余下的求学岁月里,我一直与这几个同学保持距离。平时喝酒吃肉、称兄道弟,关键时候怎么就指望不上了呢?何况,你们是来自《说唐》《说岳》中那些英雄豪杰的故乡啊!
误我的自然不仅是《说唐》《说岳》这些旧小说,还有“南北文化的分野”那一套“知识话语”。核心表述为:北方多山,故北方文化偏厚重而强悍；南方多水,故南方文化偏柔媚而灵秀。然而此种“知识”未必能涵盖所有人、所有事实。明清鼎革之际,除了“男降女不降”和“生降死不降”诸话头外,还有所谓“北降南不降”。不是说北风彪悍、南风柔弱吗?不是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吗?这段历史事实颠覆了我们关于“南北文化分际”的固有想象。
1934年1月30日,文坛上的京派、海派之争已近尾声之时,鲁迅写了《“京派”与“海派”》一文,于更多地批评了京派的同时,偏袒海派之意呼之欲出。就在写出《“京派”与“海派”》的同一天,深觉意犹未尽的鲁迅又写了《北人与南人》,他说:北人的卑视南人,已经是一种传统。这也并非因为风俗习惯的不同,我想,那大原因,是在历来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先征服中国之北部,又携了北人南征,所以南人在北人眼中,也是被征服者。可以相信,熟悉《明季北略》《明季南略》等史籍的鲁迅写下这段话时,脑中浮现的必是明季那段血肉横飞的历史。鲁迅以南人而居北地十四年(1912-1926),对“北人的卑视南人”该是感同身受,且每每发出一丝“鲁迅式”的冷笑吧。
历史学者、作家李洁非关于明季的“北降南不降”给出一种解释。他的意思是,东晋以来,随着北地一再被异族占领,文化中心数次南移。北地与异族混居、混血,文化的质地早已掺入杂质,难保纯粹。北方人与异族的文化价值冲突不如南方人那么激烈,就可以理解了。
我想,大概还有另外一个历史原因,南方尤其是东南,固然是较早地发展出工商业文明的萌芽,起码自南宋以降,成为朝廷的财赋所出之地,承担了支撑王朝运转的大部分财赋负担,但历史上帝国的都城却多在北方。天子脚下的独特地理位置强化了文化上的优越感,充满“铜臭气”的工商业文明方兴的南方被以正统的农业文明自矜的北方视为“异端”就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了。
最后,作一申明,笔者本人亦为北人。不管是以长江还是淮河为界,我都是道道地地北人一枚。本文不过是以一个北人的身份,对由来已久的“北人之卑视南人”略致检讨。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南方北方,南人北人,皆不可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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