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俯下去,低低地压在席面上,沉浸在那种要对齐的念头里,并一再努力地对齐,而完全没注意到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没注意到他的儿子就蹲在他左腿的外侧,没注意到他的儿子当时已经提前看到了一首最好的诗歌和它的写作过程。
□林东林
我的父亲是一个农民,这个身份决定了他随着季节更替而不断变化的忙碌程度。夏秋两季是他最繁忙的时候,而冬春两季则相反。有几年冬天,为了打发无聊的时光,可能也为了节省多余的开支,他学会了用高粱秆编席子。过程是这样的:将去掉外皮的高粱秆竖着剖开,一分为二或三,然后洒上水使之湮透,再用碌轴反复碾轧,使之平展,最后把秫秸瓤刮掉,这就完成了制篾；编织,一般是先纵向铺好经篾,而后挑二压二,从席子中心对角线开始横向编织,两边依次递减形成直角三角形,等半张席子编好再用同样的方法编另一半,最后收角、压边,一张席子就算完成了。
在那些北风呼啸或白雪皑皑的日子里,父亲经常慢悠悠地一个人起底、拉茬、做管、垫篾,而我和母亲则在距他不远之处锥玉米棒——使玉米粒脱落下来。他做得很慢,力求每道工序都尽量完美,于是常常别人两三天编完的一张大席他要一两周,而别人一两天编完的一张小席他要三四天。每编完一张,父亲就起身喝几口水,来回转转,然后蹲下来端详一阵子,刮刮毛刺儿什么的,最后再将席子竖靠起来,使之慢慢烘干。很多个傍晚,在他和母亲前往厨房去做饭的时候,我经常还在锥玉米棒,在堂屋渐渐暗下来的光线中,我会看见墙边那排带有各种花纹的席子泛出来一种明亮的光泽,甚至越发明亮起来。当时我并不会想到,将来有一天我会记得并再一次复述这样的场景。
许多年后,当我开始写诗,尤其是当我写诗写到一定程度之后,我经常会想起父亲编席子的那一幕幕。就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这个过程以及它导致的结果和诗歌写作具有某种共通之处,也即在一种并不功利的前提下,使用一种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手艺将日常生活中那些唾手可得的素材编织起来,一气呵成,或者反复推敲锤炼,使之最后呈现出来一种自然而然的质地和光泽。
是的,就像父亲并非一个篾匠一样,我也并非一个靠写诗吃饭的人,它只是我的一种表达方式,一种打发时光的自我娱乐方式。这一点,保证了我作为一个诗人相对纯粹性的一面,出于某种天然的兴趣和热忱,而非致力于它带来的结果——它也不应该带来什么结果。然而客观存在的一个普遍事实是,诗歌正在成为一种成功学的工具,它所带来的奖励、名声、发表和人设已经部分程度地改变了它的存在属性。而在这种情况下,写作一种回到诗歌本身的诗歌,写作一种不带来什么结果的诗歌,也就显得越发必要和迫切。非常幸运的是,在写诗开始不久,我就认识并实践了这一点。
然而,仅仅只靠这一点而写诗是远远不够的。尽管诗人是一种非职业性的身份,但是具体到诗歌写作来说,却并非不需要一种专门的手艺,恰恰相反,作为一种语言的编织艺术,它太需要这样的手艺了。写诗绝不是斗酒诗百篇的癫狂之举,也绝不是将自己感动得稀里哗啦进而也想把读者感动得稀里哗啦的那种做派。事实上,它是一种理性之上的感性,是精确之上的模糊。以编席子为例,那种感性和模糊就如同随手编织的一个花纹或者是最后呈现出来的一种光晕效果,而并非整张席子的经纬结构。
作为我的第一本诗集,《三餐四季》历时五年完成,它是我在多年散文写作之外的另一种文体尝试——我在写诗第三年时尝试的第三种文体是小说。回过头来看这本诗集,它的近170首诗作是出于一种天然的兴趣和热忱写下的——这是纯粹性,同时也部分程度地体现了一种席子一样的经纬结构——这是手艺性。但是,我仍然一眼就能看出手艺在每一首诗歌中所占的比例,也即它对我的观念和经验的贯彻程度,有些是五分之一,有些是五分之三,有些是五分之四,还有些是五分之四点五,有些是五分之四点九。满意者有之,差强人意者有之,遗憾者亦有之,这些诗作以确定的面貌为我标记出了一条关于手艺高低的错落曲线；而这一点,也正指明了我今后将要努力的方向所在。
很多年前的那些冬天,对于那些竖靠在墙壁上的席子,我不知道父亲后来再看到时有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或许没有,又或许有,有的话也没那么重要——毕竟只是几张席子而已,来年夏天它们就会铺在我们的身下,它们的漂亮与否也将会被它们的功能性所取代。
但是,我一直记得我所看到的父亲的样子,他俯下去,低低地压在席面上,用那根血迹已经结痂的食指掏过来一根颜色艳丽的篾条,又掏过去,掏过来,又掏过去,努力使之和其他篾条上的花纹严丝合缝地对齐。他沉浸在那种要对齐的念头里,并一再努力地对齐,而完全没注意到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没注意到他的儿子就蹲在他左腿的外侧,没注意到他的儿子当时已经提前看到了一首最好的诗歌和它的写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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