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青
中午,外甥女给我打电话,说在农村老家的大姐突然左耳聋了,到镇卫生院检查,诊断为神经性耳聋。神经性耳聋基本上很难治愈,我听了,心里很是难受,大姐才50多岁,为什么会得这种病?晚上给大姐打电话,大姐只有一只耳朵能听清,通话没以前顺畅,絮絮叨叨了好久,才明白耳聋可能是由于操心孩子的事、急火攻心引起的。
大姐操心的人太多了,家里老老少少的事,大姐都想着。想着父母的老年病,提醒他们别忘了吃药；想着大哥在工地上需要注意安全；想着二姐在镇上打工能不能吃好饭；想着孩子们的学习；想着孩子们的婚事。太多太多的事,大姐都惦记着,就连我爱吃的咸菜大姐也惦记着,常常是腌好,准备着。
我家二孩出生后,大姐特意让外甥女带来两双她做的鞋子,说小孩儿穿手工纳的布鞋好,舒适,不捂脚。我给大姐打电话:“做的布鞋很好看啊!都可以拿去卖钱了。”大姐很自豪地答:“给我200块钱一双,我也不卖,现在眼花了,不大能做了,以前什么样的花布鞋都能做。”
是的,大姐做布鞋做了几十年,什么样的布鞋都会做。
自我记事儿起,我就穿大姐做的布鞋,穿的最多的是千层底儿松紧口黑色条绒布鞋。虽然布鞋经常被我穿得露出脚指头,但过年都会有新布鞋穿的,布鞋轻便、柔软、透气、接地好,穿上极为舒服。甚至我在上大学期间还让大姐给我做了一双布鞋穿,那时候常穿劣质皮鞋,透气性差,极易脚臭,但穿布鞋就不一样了,当然我主要是怀念穿着新布鞋的那种舒服。
小时候,不光我穿大姐做的布鞋,哥哥、弟弟也穿。我兄弟姐妹中,大姐是老大,她老早就担负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家里农田比较多,大姐早早就是主要劳动力了,各种农活都是一把好手,还要帮助父母照顾弟弟妹妹,非常辛苦。有一年春节,无意中和大姐谈起,我们兄弟姊妹中,大姐个头最低,大姐淡淡地说:“我没长高,都是小时候累的,收麦、拾棉花、刨红薯、刨花生,拉粪、撒肥料、犁地、耙地、种地、打农药,哪个都要我去干,农忙时,能把人累死。就说打农药吧,我一天多的时候能打十桶农药,大中午头,天热得很,全身都被汗湿透,还是照样干。你们几个,谁有我干的多。”语气中没有邀功的意思,却也透着显摆。母亲在旁边附和:“那时候种地,全靠着你姐呢。”谈起照顾我们,大姐说:“你们几个小,我看不过来,一会儿这个哭,一会儿那个闹,生气了就啪啪打上一顿。”表情有点夸张,伴着笑,还附带着打的动作,却哪还有半点真的生气的意思。谈起我,说:“你小时候差一点被捂死,你一头栽到被子里了,没法喘气,自己又爬不起来,脸都憋紫了,幸好发现及时,慢慢缓过来了。不然,早没你了。”说着说着,大姐竟然掉起泪来。
因为小时候家里农田多,孩子多,大姐没有上过学,也造成了以后生活中的诸多不便,但她没有抱怨父母。曾记得,县城里的一位远房亲戚问我,你大姐没上过学吗?口气甚是惊讶。是啊,我母亲都上过学,大姐却没上过。
好多年前,40多岁的大姐准备在村里做点小生意,必须提供收据单,这可难为大姐了。没上过学不识字,可怎么办呀,学吧!一双干农活、粗糙皲裂的手,握起了笔,像小学生一样,在本子上,一横一坚地天天练,可怎么就写不直,歪歪扭扭,更别说组合成字体了,你能想象出那种笨拙、认真的样子。外甥女还嘲笑她,咋比小孩都笨呀,横竖都写不直。大姐用了好长好长时间才学会写自己的名字和数字,才学会开简单收据,收据上只有数字、签名和公章。不禁感叹:我的那个娘哎,写字咋比做鞋还难呀,没上过学,没点文化是真难呀。有时候,小外甥考试成绩不好,大姐还以自身经历教育他,“我都学会写字了,我天天给你做饭洗衣裳,伺候着你,你还能学不会?”
我兄弟几个都在外地,父母在老家,照顾父母的责任又落在了大姐身上。大姐家距离父母家有十多里路,说近不近,说远不远,大姐经常骑着电瓶车,带上水果、一两个菜什么的,三天两头地去父母那里,帮着做做饭,收拾收拾家务,打扫打扫院子,整理整理庄稼。这几年,大姐因为生意忙,白天空少,就经常是晚上过去看望父母,虽然忙,却还是要去的。
大姐是老大,我们兄弟姐妹,都生活在她的羽翼下,谁家要是有个磕磕碰碰,大姐听说后,若是我们的不对,她就会批评教育我们,一批就是好几个钟头,我们都听着,不敢顶嘴；若是受了欺负也会帮着去理论。她不能看到弟妹妹受到伤害。
长女如母。在我心目中、在印象中,大姐永远那么年轻,那么能干,实际上,大姐已年过半百,一些老年病慢慢找上来,高血压,腿疼,有时候还头疼,现在又得了耳聋,岁月的痕迹越来越明显。大姐就像千千万万普通的农村女性一样,坚忍、善良、热诚,也默默地承受着生活给予的苦难。我虽忧心,也无可奈何。唉,唯愿大姐在以后的岁月中平安,顺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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