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永夏
在齐鲁晚报上读到丁辉先生谈“南人与北人”的文章,也凑凑热闹,谈谈我印象中的上海人。恰好一位老友要去上海定居,也邀我谈谈对上海人的看法。我虽只一知半解,但也乐于回顾一番。
对上海人这个群体,历来名家多有论述。张爱玲曾说:“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余秋雨说:“近代以来,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他们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形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余秋雨:《上海人》)易中天则说:“事实上,上海人并不像外地人说的那么‘坏’,那么让人‘讨厌’。那些真正和上海人接触多、对上海人了解多的人,都会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讲,上海人其实是很好相处的……”(《易中天眼中的上海人》)
这些名家的高论各有所据,但相比较而言,张爱玲有些偏激,余秋雨比较高调,只有易中天说得比较实际。从我亲身经历的几件小事中,这也得到了印证。
上世纪60年代末期,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四川一个县广播站工作。当时为建农村广播网,急需大量广播器材。但这些器材在当时当地是紧缺物资,很难买到。于是,站领导安排我跟一位技术员到上海等地采购广播器材。那时还不兴请客吃饭,但求人办事总得“意思意思”,于是我们带了几包香烟和几个当地的土产竹帘,准备做求人办事的“见面礼”……我们人生地不熟,很担心完不成任务回去没法交差。可是跑了几家工厂后,我们的担心很快消失了。我们所到的每家工厂办公室里,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都压着几张字条,上面写着:“谢绝顾客敬烟!”“不接受顾客礼物!”开始我们以为是做样子的,但一打交道,还真是这样。对我们送上的香烟、竹帘,他们都婉言谢绝,办事却非常认真。那次我们采购了不少广播器材,没递出一支香烟,没送出一个竹帘,也没托任何关系。这让我切实感到,上海人在守规矩、讲原则等方面,比其他地方好得多。
另一件让我感动的事,是我目睹耳闻了上海人的“小气”。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一家刊物做编辑工作,有一次去北京组稿,在返回济南的火车上,巧遇上海《少年文艺》的编辑沈碧娟女士。这位老大姐热情直爽,也很健谈,给我讲了不少文坛佳话。在谈到她刚采访的上海作家陈祖芬(当时住在北京)时,她说,这位全国闻名的作家,生活十分俭朴。因为忙于写作,她经常饭都顾不上做,只靠面包、方便面充饥。那天去看她时,她正伏案写作,地上满是还未来得及打扫的面包纸……
说到这里,我随口插问了一句:“许多外地人都说上海人小气,不知您怎么看?”她听了微微一笑,坦诚地答道:“比起一些外地人来,上海人确实比较‘小气’。比如上海人不喜欢大请客,不喜欢酒山肉海地大吃大喝；平时吃饭也比较节俭,吃剩的饭菜不肯随便倒掉,总是留到下顿再吃；对买来的青菜,也物尽其用,剩下几个菜叶、几个毛豆角,也能做一碗味道鲜美的青菜汤……这些,我认为都是上海人身上的优点。如果这也叫‘小气’,我看这样的‘小气’值得大加发扬……”车到济南,沈编辑要下车去看望几位济南的朋友。整理行李时,她顺手把一点吃剩的饭菜仔细包好,放进包里。她说这些饭菜丢了可惜,要留到下顿再吃……
当然,前些年,在有些文化程度较低的上海人身上,确实存在盲目自负、自傲、排外等问题。上世纪70年代初,我在一家地处山东的上海大企业做宣传工作。有一次到上海出差,上海办事处的领导为慰劳我们,特意打发一个办事员带我们去看样板戏《海港》。那个办事员是地道的上海人,言谈中常流露出“阿拉上海人”的优越感。他在窗口用上海话跟售票员咕哝了几句,售票员一听来者是山东人,便拒绝卖给我们戏票。这办事员不但不据理力争,反而幸灾乐祸地对我们说:售票员说了,你们山东也有样板戏《奇袭白虎团》,为何不到上海来演?你们要看样板戏,就回山东去看吧,我们的票只卖给上海人……我们听了这无知又无理的昏话,感到又好气又好笑。
最后,我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告诫我那位老友:上海人,远不是通过几句传言或短期接触的一点印象所得知的那种样子。“在他们身上,不但融合着商业社会的精明、理性,还保留着中华文化的优雅、仁义。”(易中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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