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葆元
电视剧《清平乐》把我们的目光拉向了北宋,宋仁宗赵祯再一次被戏说。他第一次被戏说是作为“狸猫太子”在乾隆五年的《忠烈侠义传》中,连清代学者俞樾都感觉那个戏说“殊涉不经”,狸猫换太子的故事还是被人们津津乐道地上演了二百年。从狸猫太子到狸猫皇帝,赵祯的民间角色定位在宫廷中,香阶罗裙,脂粉落花,让人不胜怜惜。以后讲他的故事,无非宫中的儿女情长。其实宋仁宗是一位有进取心的皇帝。《宋史》说他“天性仁孝,喜愠不形于色”。起码从外表上看,他是一位严肃的君主。
《宋史》载:“真宗第六子,母李宸妃也。”李宸并不是他母亲的姓名,而是封号。《宋史·后妃传》载,她是杭州人,在真宗赵恒朝,被选为“司寝”。对女人来说,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职务；对一个后宫的女人来说,这又是一个随时都能得到“宠幸”的职位。果不其然,赵恒把她纳入帐中。进入赵恒帐中的李氏晋升为才人,怀孕后又晋升为婉仪,她的儿子继位后,再晋升为顺容。她付出的代价是永远不能与自己亲生的儿子相见。
幼小的赵祯甫一出生就被刘氏皇后强行抱走,《后妃传》说她“以为己子”。刘皇后是太原人,“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可见她是真宗赵恒得力的私闱助手,真宗退朝以后批阅奏折,往往熬到中夜,这时候刘后多陪伴着他,所有奏折她都预先看过,每逢真宗问她,都能据实相告。这是一位精明强干的女人,踞后宫之首,力压三千粉黛。
赵祯投入刘后的怀抱,具体说应该是政治的怀抱。刘后并没有作为母亲的生理能力,而是把孩子交给杨淑妃抚养,她自己只是名义上的母亲。这样,宫中三位高贵又美丽的女人就在实际生活中扮演了母亲、名义母亲和保姆的角色。
赵祯跟着刘后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前面有五位皇兄,可惜先后夭折,他八岁上被立为太子,成为皇权的继承人。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真宗赵恒去世。同年,十三岁的赵祯登基,成为仁宗皇帝。刘后也转换身份成为皇太后。史载:“太后保护帝既尽力,而仁宗所以奉太后亦甚备。”这个时候,他的生母李氏晋升为宸妃。宋时后宫可设五位妃子,分别为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宸妃。李氏是真宗朝最后一位妃子。然而政治命运主导着她的生活命运,升为宸妃的她被安排去陪伴丈夫真宗的陵寝,永远地离开了活人居住的皇宫。明道元年(1032年)李宸妃病逝,享年四十六岁。
这一段历史被戏说成宫廷中骨肉离散、母子两分的故事,可见后宫戏由来已久,并不是当代的创新。狸猫换太子是民间的解读,家道伦理,悲欢离合。然而皇家首先是政治家庭,执政是最高理念,诚如恩格斯所说,婚姻是政治的婚姻,赵祯与三个母亲的故事就不是一个普通家庭的新闻了。先皇故去,刘太后亲自听政,教导少年皇帝,因为她是后宫一品,这是执政的需要,断没有让李宸妃听政的道理,朝廷理政不是母子过日子。当年就发生了一件事:赵祯下诏,先皇殡葬“山陵诸费,毋赋于民”,既是说,所有殡葬用度不得向民众摊派。“蠲山陵役户及灵驾所过民田租”,免除殡仪占地所有民田地租税。这显然不是一个十三岁的皇帝所能做出的决定,决策者是帘幕后失夫的刘太后。
宋代是皇权与相权相互制约的政治格局,“人主之职论一相,一相之职论百官”(《宋代政治文化史论》),颇有点民主政治的味道。刘太后的垂帘在当朝就非议不断,可是“人畏太后,亦无敢言者”。仁宗“犹不知为宸妃所出,终太后之世无毫发间隙焉”,直到太后死去,燕王才告诉他真相,说:“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于非命!”这句话极具挑动性,果然仁宗大恸,悲痛地数日不临朝,情感发生巨大裂变。这个时候范仲淹站出来,告诉他,刘太后也是你的母亲,辛勤地教养你,此恩不可忘记。范仲淹在用国家的道理开导宋仁宗。
杨淑妃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悉心抚养幼小的仁宗,刘后很感激她,想授予她做禁军的侄子一个职务,开出的条件十分诱人,让她在所有的司中选一个副职。没想到杨淑妃拒绝了,说:“小儿岂胜大恩,小官可也。”只给她的侄子更名为右侍禁。
三位伟大的母亲用各自的方式成就了宋仁宗四十七年的执政生涯,引导他走上人生香径的同时也给他的心灵造成一份孤独,终生挥之不去。正是这份孤独,让他感受到人世间的跌宕,也看到社稷的跌宕。在治国的时候,他常常不“从私请”而“从公议”,这是当时的法治思想。《清波杂志》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嘉祐年间的一天,他与众嫔妃闲聊,后宫皆有等级,那些嫔妃都想擢升,于是撺掇皇帝开恩。“屡有干请,上答以无典故,朝廷不肯行。”仁宗说,朝廷没有这个规矩,即使我开恩,有司也不会批准的。妃子们不信:您是圣上,您说一句话,谁敢驳回?宋仁宗被纠缠得没办法,就坐下来“赐封”,一一写下封号。这些嫔妃们不是刘皇后,哪知朝廷的规矩?就高高兴兴地拿着皇帝批的条子去领俸禄。到了有司,人家不认。妃子们急了,就讲道理:这是皇上批的,白纸黑字,你们竟敢不认?有司说:皇上写的也不行,要从公议!“有司不敢用,悉退回。”妃子们讨了个好大的没趣。宋仁宗是按程序办事的,写个条子也不过是和妻妾们闹着玩罢了。所以,他的条子被驳回后,他感激地说,“其助我多矣!”
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拜范仲淹主导发动了一场政治改革,史称“庆历新政”。改革确立了十项方案,为:一,明黜陟；二、抑侥幸；三、精贡举；四、择官长；五、均公田；六、厚农桑；七、修武备；八、减徭役；九、覃恩信；十、重命令。其中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都是吏治改革的条款。庆历四年,范仲淹作《岳阳楼记》,有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提出了为官的政治标准,不能不说与这次改革的精神是一致的。然而这次改革遭到大地主阶级和众多“抑侥幸”官员的抵制,不久就失败了。宋仁宗始终是孤独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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