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安放对张养浩的纪念
2020年12月21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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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长风

  2020年是元代伟大的政治家、文学家张养浩诞生750周年。在他的家乡济南,举办了一次为期半天的张养浩学术研讨会,此外似乎再没有其他纪念活动。除了数年前张氏后人在昔时张养浩云庄别墅(位于原张公坟村,现天桥区北园街道柳云社区)遗址,为他建造一尊半身雕像,他的纪念设施在济南仍然是空白,而这仅存一方荷塘的别墅遗址,据媒体报道,已规划为住宅区将要开发。
  近几十年来,柳云社区之外,济南增添的与张养浩有关的文化设施,似仅有趵突泉观澜亭上一副楹联“三尺不消平地雪,四时尝吼半天雷”可算。楹联是济南籍书法家武中奇1996年所书,内容却是张养浩七律《趵突泉》的颔联。书写者没有写明联语出处,很容易让游人误以为撰句与书写皆是落款之人。不提张养浩倒也罢了,要紧的是,楹联所书文字还有误。张养浩定稿、其子张引刊刻的元代《张文忠公文集》,以及当代各种版本的张养浩诗文集,“尝”皆作“常”,“天”皆作“空”。
  张养浩是济南最为显赫的历史文化名人之一,他的墓地还在柳云社区,他是天桥区最为著名的历史人物。我们讲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济南名士文化,怎能不重视张养浩?而实际上,这些年在纪念设施方面,我们几乎什么事情也没做。许许多多济南人并不了解张养浩。
  张养浩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或许不如宋代济南乡贤李清照、辛弃疾,但是讲元代,其文学上的代表性和重要程度,或许只有伟大戏剧家王实甫、关汉卿等数人可与之相提并论。当代凡上过中学的国人,有谁没学过张养浩的散曲名篇《山坡羊·潼关怀古》呢?
  特别是张养浩写有大量描写济南山水风物的诗文,趵突泉、金线泉、大明湖、华不注山、历下亭、舜祠、华鹊村等,在张养浩诗歌散曲中皆有呈现,佳作众多,难以列举。而文赋便有《白云楼赋》《济南路改建三皇庙记》《翠阴亭记》《重修会波楼记》《云庄记》《处士庵记》《复龙祥观施田记》《游龙洞山记》《游紫金山记》《游标山记》。
  在张养浩的济南诗文里,不仅有“鸟飞云锦千层外,人在丹青万幅中”(《登汇波楼》),“风烟谁道江南好,人物都传海右高”(《历下亭》),这样描绘与歌颂的丽辞美篇,还有许多珍贵的历史信息。比如《复龙祥观施田记》即是现存最早记载五龙潭的古代文献,据此可知五龙潭的形成与得名,均在金朝已经覆灭、元朝尚未建立的蒙古时期,约1240年左右。如此明确写济南的诗文,在李清照、辛弃疾作品中是找不到的,唯有李清照的词作《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似写她年轻时在济南的生活,但也不能完全肯定。因此在济南文学史上的地位,张养浩不在李辛之下,而在地域文学写作方面,更是高居其上。
  在张养浩之前,写济南的名家,如李白、杜甫、欧阳修、曾巩、苏辙、晁补之、元好问、赵孟頫,皆是外地人。若论本地人写济南,无论时间之早,还是作品之精,张养浩当是名家中的第一人。地域文学写作,对一个地方自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正如对于河南而言,豫剧或比京剧更有价值。张养浩写济南的作品,是济南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独特的文化资源。
  张养浩还是元代著名政治家,他任堂邑(辖域位于今山东聊城市)县尹写的《牧民忠告》、任监察御史写的《风宪忠告》、任参议中书省事写的《庙堂忠告》,充分体现了儒家的官德思想和从政理念,明代时被合为《为政忠告》(亦称《三事忠告》)广泛刊布,是历代官箴类作品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著作之一。
  2012年3月14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会的记者会上,新华社记者问温家宝总理:“今年是本届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请问总理,您如何评价自己的工作?”温家宝总理答道:“在最后一年,我将像一匹负轭的老马,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松套。努力以新的成绩弥补我工作上的缺憾,以得到人民的谅解和宽恕。入则恳恳以尽忠,出则谦谦以自悔。我将坚守这个做人的原则,并把希望留给后人。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比我做得更好。”“入则恳恳以尽忠,出则谦谦以自悔”,即引自张养浩《为政忠告》中的《庙堂忠告》。
  曾任日本外相和首相,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推动中日关系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大平正芳,自学生时代就对《为政忠告》(日本安冈正笃翻译书名为《为政三部书》)爱不释手,尤喜读《庙堂忠告》,并以其整个政治生涯认真践行。晚年在日本政坛政治对立十分严重的形势下,他常与友人谈论《为政忠告》,常用毛笔书写“任怨”“分谤”,甘愿以“任怨”“分谤”的精神承受各种政治非难,即使临终前病卧床榻,仍然写下这四个字以自励,而这正是《庙堂忠告》第六、七两篇的篇名。大平正芳读过的《为政忠告》如今仍保存在他家乡观音寺市大平正芳纪念馆的文库里,供人阅读。
  张养浩还是一位伟大的道德家。古今“道德家”一词皆有多种含义,这里用以言说张养浩的道德风范丝毫不输于其文学贡献。他为官清廉,尽心任事,不畏权贵,直言真谏。当看到官场权力斗争激烈,自己的政治抱负难以实现,不恋官位,不随时流,飘然返乡。居乡八年间,朝廷七次以吏部尚书、翰林学士等要职征召,张养浩皆拒绝不出。而当关中大旱,饥民相食,张养浩却不顾年高体衰,奉命千里赈灾,行前尽散家财与乡里穷者,到陕仅三个月即因日夜操劳病逝任上。这样崇高的品德,古今几人能及?正如元代著名政治家、历史学家苏天爵来济南任山东肃政廉访使时,为张养浩故宅作《七聘堂记》所言:“斯其胸中所蕴,岂寻常者能窥其万一哉!”张养浩自应作为我们学习的楷模、对照的镜鉴。
  今天,名人纪念设施的数量和质量,对于一个城市的文化含量与文化品位,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比如成都最著名的景点,便是年已久远却岁有新意的杜甫草堂和武侯祠,如同成都的双眸,光彩照人。
  在济南,李清照纪念堂和稼轩祠,虽然如今规模以及展陈的内容与形式已略嫌落伍,不尽如人意,但亦是不可或缺的,否则何以谈人文济南、名士济南?即使我们为李清照、辛弃疾写一千本书,作一万场报告,也不可替代李清照纪念堂和稼轩祠。同样,若不筹划建设张养浩纪念设施,我们侈谈文化济南,是不是略显言辞空泛和诚意不足呢?是不是愧对先贤张养浩和这方水土呢?
  张养浩西行时,济南城内住宅的新堂刚刚落成,他去世后,其门生、元代第一个汉人状元、后为编修辽金宋三史总裁官的济南人张起岩,名之“七聘之堂”,从此济南人皆以“七聘堂”称呼张养浩城内故宅。“七聘堂”位于今省府前街北段东侧,明清时改为张文忠公祠(张养浩谥号文忠),民国年间尚存。因张养浩曾任礼部尚书,“七聘堂”东侧的一条小街,自清代名尚书府街,1967年将其与南头的皇亲巷,合称玉环泉街。希望济南在古城将军庙、百花洲一带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中,重建“七聘堂”,以作张养浩故居纪念馆。
  在纪念张养浩诞辰75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我曾写七律一首,末两句为“济南今日多楼厦,何栋比高七聘堂?”千年之后,中华史册上必定仍然记载着“七聘堂”,而那时今天济南所建的哪座房屋,还会被后人以崇敬的语气说起呢?所以,千万不要让“七聘堂”在我们这个时代是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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