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诗是文学的最高形式
2021年02月20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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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践约书》 张炜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炜出长诗了。之前,也许因为他作为作家的信号过于强大,遮蔽了他作为诗人的身份。几十年来,他不仅在读诗、写诗,更在小说里注入诗歌意象。他一直认为,不分时代和种族,诗是文学的最高形式,没有抓住诗之核心的文学都不可能杰出,所以诗成为他终生追求的目标。张炜说,这部诗章命名为《不践约书》,却是心约之作——“有约有信,是生活的基本规则,从做人到其他,都依赖这个。说话不算话,欺骗,背弃,毁约,一切也就全部垮掉。没有建立起信任感的人生和社会,是完全失败的。”本版文字摘选自书中张炜与资深媒体人张杰的对谈,以飨读者。
  朝着诗的方向
  张杰:《不践约书》的阅读感特别像当年读《九月寓言》,不同的感觉是当年小说中的茅草长成了这首长诗中的大树,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阅读意外。当然,那个时候您正处在生命力和创造力最旺盛的阶段,作品里所蕴含的丰富能量和冲击力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但《不践约书》却埋藏着一种更强烈而成熟的冲击力和创造力,说实话这种时空穿越感让人感到有点不可思议。《不践约书》所蕴含的如此巨大的生命能量是从哪里来的,这首穿越历史与现实的长诗究竟是怎样生成的?
  张炜:我大约是二十世纪70年代初开始写诗的。我一直认为诗是文学的最高形式,而且不分时代和种族,没有什么例外。有人认为至少在我们这里,诗的时代是过去了,大行其道的应该是小说。小说的边界一直在扩大,但诗仍然居于它的核心。出于这种认识,诗就成为我终生追求的目标。
  没有抓住诗之核心的文学,都不可能杰出,无论获得怎样多的读者都无济于事。一般来说,阅读情状是一个陷阱,写作者摆脱它的影响是困难的。对于诗的写作来说就尤其如此。写作者的生命重心会放在诗中。有这样的认知,那么生命能量无论大小,都会集中在一个方向,这方向几十年甚至终生都不会改变。
  青春期的冲决力是强大的,也更有纯度,所以诗神会眷顾。但诗还要依赖对生命的觉悟力、洞察力,特别是仁慈。人上了年纪会更加不存幻想,更加仁慈。我这几十年来一直朝着诗的方向走去,这种意境和热情把我全部笼罩了。
  张杰:《不践约书》冲击力特别大,当时凌晨三点半躺下本来想读首诗歌休息,甚至想借此缓解一下瘟疫带来的强烈无意识的精神不安定感,没想到读到第一节便被“震”住了,整个人立刻坐直了。当时,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检索几十年来的阅读体验,让人感觉有点不可思议的是《不践约书》负荷、容量和跨度甚至超过您的某些长篇小说,特别想知道这一点是如何做到的,是不是可以视为一种您对自己的跨文体性超越?
  张炜:这部诗章当然囊括了作者前面许多人生内容和艺术经验,是一次综合。就字数、篇幅来说它比不上一部长篇小说,但这里谈的不是体量问题。艺术和人生这两个方面,决定了我不可能更早地写出它来。虚浮的激情如数去除,然后才有更深沉更朴实的工作。这种要求一直有,往前走就是一次次强调,并留下痕迹。
  以前的其他作品不论,单就诗来看,虽然没有停止,但离期待不知还有多远。那是犹豫不决的尝试和不曾屈服的坚持。我在寻找一条路,它应该属于个人,有时清晰有时模糊。除了诗,其他文体如小说和散文,也是这条路的补充和迂回。诗是一次直接出击,一点含糊都不能有,没有留下那样的空间。这种写作必须是一次正面对决,其难度最大,对体力和意志是一种考验。长篇小说比起诗,特别是五百行以上的长诗,在体能和智力的消耗上会少得多。
“约”之传统与现代
  张杰:《不践约书》意味着爱情之约、历史之约、现实之约等等,您是否想借“约”这种富有中国传统——侠和士文化色彩的称谓和精神特质,来传达或暗示某种类似精神血脉的使命感和延续性?
  张炜:有约有信,是生活的基本规则,从做人到其他,都依赖这个。说话不算话,欺骗,背弃,毁约,一切也就全部垮掉。没有建立起信任感的人生和社会,是完全失败的。这种颓败之路我们都不陌生,对作恶已然习惯。但是有时候我们会遇到合约中常常出现的一个字眼,即“不可抗力”。也就是说,一种个体或集体皆无力战胜的境遇中,有些约定是无法执行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我们在现实生活的合约中强调的,常常是客观上的“不可抗力”,却很少追究主观上的同一种力。人性的不完整性,注定了人生的最终毁约。人不可过于相信自己的理性和意志,更不能着迷于自身的道德。人的唯一出路,就是要从认定自身的无力开始。“不践约”的主要原因,除了故意违约,更多的还是其他,是“身体却软弱了”。
  张杰:“我应下的一副墨宝无人接收”——《不践约书》最大的诗与思的核心表达应该是“不践约”,可以理解为:不能践约,不想践约,无法践约。在这个时代,客观上没有“践”的“约”是什么,原因何在?
  张炜: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个体与社会,非常具体又极其模糊。人最终是不可能胜利的,但幻觉会否认这个事实。人对悲剧的认识深度也许十分重要。这种思路是积极的,因为面对真实就是一种积极。但诗不是用来阐述思想的,它如果发现了思想的诗意,也只会摆脱理路而进入更深处,那是沉浸和沉迷的魅力。感性有超越的力量,正是它防止了局限性。
  “不践约”作为一个故事,比作为一个理念好;而作为重叠的意象,又比作为一个故事更好。诗意经常排斥说教,哪怕是义正词严也不行。道德高地在诗章中,尤其是现代诗章中是十分干旱枯燥的,最后成为不毛之地。
朴素的晦涩
  张杰:借用海明威写作理论,《不践约书》像一座漂浮在时光之海上的冰山,富含巨大而复杂的精神背景和信息含量,掩藏水面下游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什么?
  张炜:这是无法言说的部分。能够言说的一定不会晦涩,真正的晦涩是另一种实在。这种情形哪怕稍稍当成一种策略去使用,落下的诗行也就变成了二流。诗人以一种极力清晰的、千方百计接近真实的心情去表述,如此形成的晦涩才是自然的、好的。这其实是另一种朴素和直白。
  现代诗人惧怕抒情。虚假的滥情令人厌恶,轻浮的多情也足以反胃。但是诗一定是有深情在的,其情不抒,化为冷峻和麻木,化为其他,张力固在。无情之情也是情。真的无情,就会走入文字游戏。词语自身繁衍诗意的能力是极有限的。
  张杰:《不践约书》在诗意与叙述维度上,似乎蕴含一种社会性与结构性的精神压抑甚至抑郁,这可以被视为历史进入诗意表达的负担吗?以诗歌的方式表达这种负担时怎样消解诗歌与具象维度上的张力,面对这种张力,小说和诗歌的表达方式有何本质区别?
  张炜:所有虚构的文字都可以相当自由地处理某些层面的麻烦,但这里的难度在于,这种处理本身有没有诗意。如果跃上了更高,就可以处理,不然就不必处理。回避不等于处理。我们会发现当代写作中留下的诸多空白,就是因为这种“不处理”。结果就是苍白。我认为所有杰出的艺术,都有足够的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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