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汉时期的研、研子、墨丸(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藏)。在古代,书吏在砚上将墨丸放在研板上用研子磨碎,再混合水来制墨。此套砚台出土于南越王国第二代国王赵眜(前137年—前122年在位)墓。砚台现今的形制随着易于在砚面研磨的棒形墨在两晋时期(265年—420年)出现后,逐渐固定下来,研子随后消失。
▲ 清松花石甘瓜石函砚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砚台是近代以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书桌上必不可少的书写工具。关于中国文房用具的中英文出版物并不多见,而且多属于收藏鉴赏类的介绍性读物。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历史系教授高彦颐的《砚史:清初社会的工匠与士人》一书,倾十余年之精力,聚焦书写用具兼文玩的砚台,以此切入清初工匠与士人之间、性别之间、身体经验与知识生成之间的互动等社会问题。高彦颐尝试以学术的角度,从零碎的故纸堆与实物中,用朴实的语言勾勒出一枚砚与其相互纠葛的人物的历史轨迹。
作为《砚史》一书的主角,砚台的大小通常不超过一个人直伸的手掌,但千万不要小看它。
砚如人一样,分砚面、砚背,也有砚唇、砚额、砚足。除被称为砚台外,它甚至有人名般的雅称——陶泓君。在墨水笔被发明之前,更别说打字机、键盘或触屏了,东亚的作家和画家要亲自在案头调制墨汁,而非直接从墨水瓶中汲取。这需要亲手将用松烟和胶汁混制的一小块墨饼,滴水濡湿后,在砚里作圆周方向研磨。透过掌控研磨力度和加水多少,个人可控制墨的黏性,运笔在纸上呈现一系列不同浓淡深浅的颜色。
砚可由筛细的澄泥陶土、漆木、旧砖、瓦当、玻璃或半宝石等材质加工而成,但通常是采石开凿出特定砚材。高彦颐提到,制砚工匠们喜欢张贴一副对联:“伍丁凿开山成路,砚田长留子孙耕。”“伍丁”是这个行业的祖师爷,“砚田”则是对家庭生计和地方经济依赖于制砚业而表达出的一种感恩和释怀。
高彦颐指出,表面上看,砚石是山区里男女老幼的活路、财路,砚田确实如农田,但这个词别有深意。不少明清时代的学者,特别是在撰写砚铭时,喜爱用“以砚为田”这一意象,常与“笔耕”对仗。例如清初遗民吕留良的耕石砚,威严如同一块石碑,上面镌有两行铭文“耕此石田,吃墨亦饱”。在文人笔下,以一片石砚琢文糊口,喻示自己不肯依附权贵的清高,有时也表达出向往陶渊明式的归隐田园生活。同是耕砚田,砚工和文人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和价值取向。
制作好的砚需要有好的石料,得来并不容易。以著名的“端砚”为例,最优质的端坑通常由朝廷监管乃至垄断,采到的好石先上贡朝廷。清初解禁,允许民间集资开采,但是许多年代久远的石矿已采竭,不得不陆续勘探值得开采的新坑。
砚工称勘探为“揾石口”。有经验的勘探工带上他的锤凿和干粮跋山涉水,花费时间少则几天,多则半月。先到山麓的各条小溪寻找,筛选从高地滚落下来后被水流冲刷磨洗的砾石。一旦捡到可能适宜作为砚材的“石种”,便会运用“睇穿山”的能力,溯流而上,爬山寻找裸露在岩表或埋藏地下的“石源”。接着会在石源“睇岩路”,看清岩石结构和石层走向,判断它是否适合开采。
随后的环节同样需要有“真功夫”。采凿端石是肮脏且非常辛苦的工作,但单凭牛力是不能成事的,更需要心手眼并用,配合历代所积累下来的对石性的认识。虽然矿脉硬度高且耐压,却很脆,使用炸药会致其粉碎。其脆弱性要求使用锤凿,人工开采石脉,至今不变。随着每次锤击,矿工凭直觉循石脉的走向寻找。同时,称为“石骨”的石皮层不可扰动,否则隧道有塌方之虞。因此,矿工的安危仰赖于他的专业知识,但这知识并不写在书本上,只能靠身体感官功能,在具体工作过程中去表现和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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