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匠们的辛劳很少被人记录,砚台到了市场流通环节,已经是另一番天地。
中国社会不乏读书人,但是,士大夫作为一个自我意识群体,在北宋时期才形成。这个精英群体一生皓首穷经、汲汲于政治。士人对书写工具之重视,等同己身。笔墨纸砚的实用知识对北宋文士相当重要,因为他们认识到书法为其专业所长,而高质量的文房用具有助于提升个人技艺。在此背景下,具备鉴别、使用、清洗和修复砚台的专门知识是士人标签之一,也是成为一名有造诣书画家的先决条件。
出身书香世第的北宋名臣苏易简,最早为笔墨纸砚这四种文具独立成书,取名“文房四谱”,是为赏砚文学的鼻祖。《文房四谱》虽然表面上看一物系一谱,结构有条不紊,但每一条目下内容松散,集私人观察、逸事、历史和虚构故事于一炉,从属笔记传统。北宋书法家米芾的《砚史》比《文房四谱》问世晚了近一百年,砚台至此才真正成为一种收藏门类。
传闻宋徽宗曾传召米芾在御前赋诗,书写于一屏风之上。在展现了大师级表演后,米芾抢过皇上的御砚,不顾及残墨便将之抱在衣间。米芾言称此砚经他濡染,已不再适合御用,希望皇帝能赐给他,徽宗最后答应了。与此相反的是,自律的官员连百姓相赠的一枚砚都不收,如北宋以清廉著称的包青天包拯就有“不持一砚归”的事迹。高彦颐认为,这些故事清楚表明,砚不再只是书房用具那么简单,一方上佳砚台的价格远大于其砚材和书写价值。
一旦砚台有了收藏属性,便需要对其价值进行描述、鉴定,这些描述砚台的文字既具体又程式化,逐渐形成一种新文体:砚谱。何薳等收藏家则为砚谱范式的发展做出贡献。藏砚家们的“互易”不以市场既定价格为据,而是基于共同经验产生的共通语言。比如“正紫色”,即正宗端溪石的一种特征,指的是一起赏过那方石色的深浅。实际上,他们发展出这些砚谱的基本格式,今天一直沿用:描述一方砚,要介绍砚坑产地、款样、色泽、石品、质感、旧藏家、来源、铭文及其书体。这不仅为鉴别砚台立下标杆,也是设计和样式发展之参考准则。
砚台在士人的精神、日常和公共生活中频繁出现。高彦颐认为,宋人对后世的长远影响,一方面是将砚台与特定艺术家或作家相连接,另一方面是形成了官员在正式或非正式场合的互赠机制。砚的相关知识从而被打上精英的烙印。
历史学家娜塔莉·戴维斯研究馈赠在16世纪法国经济的重要性时,矫正了前人认为赠礼是一种落后的交易行为,会随着资本市场的兴起而消失的误解。戴氏发现,她称为“赠礼模式”的机制会一直伴随着市场模式而运作,并且自行产生价值和意义。
《砚史》借用此概念分析认为,“赠礼模式”对砚台的设计母题具有决定性作用。赠砚存在于士人的私人和公共生活之间,比如儿子开始读书习字时,父亲会赠予儿子一方砚。雍正朝进士、江西南安知府游绍安在广东搜罗了两块上佳的端溪石,打算用新采端石制砚送给儿子,并决定采取唐砚古样之一的箕形样。其典故引自《礼记·学记》句:“良弓之子,必学为箕”,箕砚含有“子承父业”之意。虽然他的儿子最后考试不尽人意,但依旧珍爱此砚超过二十年。因此,市面上大量流行的箕形砚与其说是出于复古品位,更像是父母期许的见证。
与此类似,孝子缅怀先父时,小小的砚台往往也能成为情感纽带。亲自服侍父亲许遇十六年的许均,从其父身上学到最重要的家训乃“慎言”二字。雍正二年(1724年),许均途经苏州,而他父亲就是五年前在此地当官期间去世的,他感受到一股无名的失落感。许均定制了一方括囊砚,砚作囊形,砚背如囊口反括,绦绳下垂,寓意三缄其口。后来,他忽然意识到,括囊砚的寓意与父亲的慎言遗训有异曲同工之妙,唏嘘不已。于是他倍加珍惜,撰写一铭以自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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