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对比高彦颐的早期著作,会发现《砚史》更像是这位资深学者的转型之作。此前,她在代表作《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中,擅长结合社会史和性别史方法,通过细读文本,从女性的主体性出发,修正“五四”妇女史观对旧中国女性受压迫的脸谱化论述。
近十多年来,高彦颐的研究对象从女性的艺文才情与身体,转向女性匠人及其手艺,并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开设“中国视觉和物质文化”研究生课程。她一开始关注文人鉴赏文本,后来关注晚明至近代的苏绣、顾绣女红,虽然研究对象与材料各不相同,但是她对书写的学术关注始终一脉相承。因此,高彦颐《砚史》可以视作是其个人研究从文本转移至物质文化的全新尝试。此外,《砚史》结合传世藏品和文献史料,探索处于不断革新的清初制砚业,并以女性制砚名匠顾二娘为核心个案,一窥当时的琢砚工艺与鉴藏市场的状况,发挥了自己研究女性社会地位史的底蕴,其叙述令人耳目一新。
中国文人的书画创作一向是艺术史的关注焦点,但与之相关的物质性工具及笔墨纸砚等媒材,却很少引起现当代学界的重视。高彦颐《砚史》作为首部以文房砚台为研究对象的英文专著,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在书中,高彦颐基于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格局,指出儒家传统千百年来贬低工匠的根深蒂固之观念,是工匠长期在文献记载中缺席的主因,并希望借《砚史》修正人们对儒家“重道轻器”的刻板印象。
过去三十年,物质文化研究作为人类学、考古学、艺术史等交叉学科衍生的分支领域,注重“透物见人”。高彦颐借用“物的商品化理论”框架,去重组砚台历经制作、消费、收藏、修复再至散佚的一系列生命历程,展现它由文房用具转变为士人象征的过程。
小器物可以讲出大故事。就如一个人,一方砚由诞生到消失,从被铭记到被遗忘,有一个生命历程。人也好,物也好,生命中都免不了有情、有文,这些物、人、情、文,都值得关注,这正是《砚史》的趣味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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