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原
年轻时偶然遇到的一本书,或许能影响一个人的阅读趣味和眼光,甚至决定了一个人在未来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四十年的阅读生活。譬如漓江出版社1985年初版的《雪国·千鹤·故都》一书,就影响或说决定了我对日本作家作品的阅读兴趣和阅读口味。而书名中出现的这三个中篇小说,也是川端康成获得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缘由。
将近四十年过去,这本《雪国·千鹤·故都》依然在我的案头。当川端康成辞世已过去整整五十年后,川端康成的文学作品也进入了公版,也就不难理解从今年初春至今,川端康成的文学作品新版蜂拥而来。尽管对于川端康成的作品,我已经有了多种,但仍然入手了几种新版。四十年的时光,川端康成的作品一直陪伴我的阅读生活,首先感谢文学翻译家,之所以在翻译家前边加了文学二字,也就是说这种翻译不仅仅只是语言的翻译,而是文学翻译,这并非“机器翻译”所能取代的。因为不同的译者有不同的语言情感的表达。对于我这样外语上的文盲来说,若没有文学翻译家的译文,我是没有能力阅读外国作家作品原文的。
对于外国文学翻译,就连颁奖给川端康成的诺奖授奖词里也承认,文学作品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绝非易事。用授奖词里的话说,川端康成的作品,在当时实际上只有三部中篇和若干短篇被翻译成几种文字,“这不仅因为要想准确翻译出来实为不易,还在于翻译只是一种网眼很大的过滤器,使用这种过滤器,务必会丧失作家各种极富表现力的微妙的表达。”不过,迄今翻译过来的川端康成的作品,充分表达了浸透着作家个性的典型画像。而翻译成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能够阅读的译文小说,主要就是这三个中篇小说《雪国·千鹤·故都》。现在再重看这篇授奖词,对关于文学翻译的这段话理解尤其深,这就是说翻译的作用是“一种网眼很大的过滤器”。
譬如说以川端康成的成名作《伊豆的舞女》这个短篇小说的题目为例,不同译者翻译的题目就有差别,例如:或者以《伊豆舞女》,或者以《伊豆的舞女》为题,像叶渭渠、陈德文等翻译成《伊豆的舞女》,而李德纯、林少华等翻译成《伊豆舞女》,题目里一个“的”字的有无,其实若细究起来,还是感觉稍稍有些不同；而到了更老一代作家翻译家侍桁的笔下,则题目翻译成《伊豆的歌女》,至少从字面上,歌女和舞女还是感觉有明显差异的。
譬如《伊豆的舞女》的小说开头部分对于年轻的“我”的描绘不同的译文就有不同的描写,我检索一下手边就有六种不同的译文,这六种译文自然是出自六位不同的译者,而且都是日本文学翻译名家,现在放到一起,又如何选择?但在四十年前,最先接触的自然只有一种译文,而这一种译文也就决定了对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是否有阅读兴趣,后来再读到不同译者的同样这篇小说的译文,虽然在具体字句上有着明显的差异,但基本的阅读印象还是相似的,譬如说这段文字给我的阅读感受如果用几个关键词来描述,就是:我二十岁,高中校帽,藏青色碎白花纹上衣,裙裤,独自旅行,来伊豆的第四天。译文虽然存在差异,但阅读印象还是一样的。当我们不能判断译文与原著是否吻合时,遇到什么样的译文也就决定了最初的阅读感受和印象。
尽管在这种翻译的“过滤器”下,没有能力读原文原作的读者不可避免无法判断哪一个译本更贴合原作的面貌和滋味,但在这样的差异下,其实我们仍能感受到川端康成小说本来的调子或说弥漫在他小说里的那种惆怅、敏感、孤独……这种惆怅和敏感也是从《伊豆的舞女》到《故都》再到其晚年小说里始终弥漫的调子。就像川端康成在五十岁回顾人生与创作时所说:年青时写《伊豆的舞女》时期,自己孤儿的经历让他始终沉浸在苦闷的忧郁里,他回忆自己年青时的精神,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达:“我总是感到心情上的紧张。”而这句话,也可以拿来形容阅读川端康成小说的印象。
对于各种新版的川端康成作品系列,我有选择的入手了几种,譬如金城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彩虹几度》,就是对川端康成作品的补充阅读:川端康成喜欢彩虹,在小说里也常常写到彩虹,这部《彩虹几度》以20世纪50年代的京都为背景,讲述了同父异母三姊妹的悲欢故事……之所以新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雪国》,是因为小说译文出自现代作家韩侍桁,再就是这部书里除了《雪国》还收入了一个短篇小说,这就是韩侍桁不同于其他译者题目的《伊豆的歌女》。
有两种新版的川端康成文集也是我喜爱的,从版式设计到整体的装帧风格,当然还有所收入的川端康成的代表性作品。这就是上海书店出版社五卷本“川端康成精选集”:《雪国》《千鹤》《故都》《名人》《山音》；还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卷本川端康成小说系列:《伊豆的舞女》《雪国》《故都》《千羽鹤》《山音》《睡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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