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胜
清朝乾隆年间,一代大儒、翰林院编修周永年(1730年—1791年)提出“与天下万世共读之”的《儒藏说》,在济南建成“供人阅览传抄,以广流传”的公共图书馆萌芽——藉书园(又作借书园),保存、保护书籍十万卷,编订书目惠及济南、北京两地士林,推动了《四库全书》的纂修及文宗阁、文汇阁、文澜阁的设置和开放,被誉为“中国公共图书馆之父”。为进一步推广阅读,周永年“取自汉以来先儒所传读书之法,编为一集,列于群书之前……凡欲读藏者,即以此编为师”。他从历代前贤著作、文集中,选辑出三百二十七条读书法,编订成《先正读书诀》,“先正”原意是前朝的大臣,泛指前代贤达,“诀”即诀窍、秘诀,“先正读书诀”即前贤读书的秘诀、方法。周永年将前贤的读书秘诀汇编成一本小册子,提倡读书之前,先学读书方法。
周永年博览经史百家,学殖深厚,不仅于藉书园聚书“十万卷”,他在四库全书馆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任上,曾“目尽九千巨册,计卷一万八千有余”,几乎以一人之力将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二万二千九十三卷的《永乐大典》通校过一遍。周永年茹古涵今,编订《先正读书诀》,开我国史上系统搜集整理前贤读书、学习理论的先河。这些前贤包括战国荀卿,唐代韩愈,宋代范仲淹、欧阳修、张载、苏轼、黄庭坚、郑耕老、朱熹、许衡、王应麟,明代宋濂、焦竑,清初钱谦益、黄宗羲、顾炎武、陆世仪、陆陇其、李光地等,所资书目包括《周易》《论语》《孟子》《荀子》《宋学士集》《范文正公遗事》等五十六种,经、史、子、集无所不涉。
周永年“学深志广,不屑以词章见”,他“辑书至意”,即通过编辑此书表达己意,强调了为学次第、提要钩玄、由博返约、学以致用等核心阅读思想,还阐发了渐与速、勤与恒、读与诵、整与零、专与博、信与疑、思与悟、学与用等辩证关系,也囊括了静、诚、勤、适、恒、精、思、记、用、行等具体读书要诀。所录朱熹、钱谦益、李光地诸儒的读书要诀,言简意赅,启发性强,且善用生动比喻,阐发简明道理,如李光地强调“精熟一部书”,以带兵、交友作比喻颇有说服力:“某谓要练记性,须用精熟一部书之法,不拘大书小书,能将这部烂熟,字字解得,道理透明,诸家说俱能辨其是非高下,此一部便是根,可以触悟他书。如领兵十万,一样看待,便不得一兵之力；如交朋友,全无亲疏厚薄,便不得一友之助。领兵必有几百亲兵死士,交友必有一二意气肝胆,便此外皆可得用。”
周永年首先强调了读经的重要性,正如他在复李宪暠书中说:“窃以明中叶以来,学法芜废。或遁于禅玄,或守其固陋,遂无由见古人之大全。有志者果能寻章摘句,用数年工夫读经,则于后来诸书,黑白了然,如登五岳以览中原,而德、言、事功亦可择一途以从事矣。”恰如陆陇其把读经比作“筑室”,“须坚其基址,然后可起楼阁。‘五经’‘四书’皆基址也,时文则楼阁也。”
孔宪彝在《先正读书诀序》中记道:“士人读书,必由博反约,博矣而未能约者,非约之难,不善用其博也。经史而外,诸子百家,杂说纷纭,苟无识以主之,将必矜奇好异,泛滥而无所底止。此历城周书昌先生《先正读书诀》之所由作也。”他指出周永年辑书的用意,在于指引读者做书籍的主人,进行主动阅读,亦如书中所辑朱熹名言:“以我观书,处处得益；以书博我,释卷而茫然。”美国人莫提默·J·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在《如何阅读一本书》中,也提出检视阅读、分析阅读、主题阅读等科学阅读观点,强调了主动型阅读、非辅助型自我发现学习的必要性。
周永年结集读书诀,还有更深刻的意旨。雍乾时期,经世之学衰微,周永年服膺“先立乎其大”的大体之学,“谆谆于先正读书三致意”,主张做“圣贤路上人”,以道自任,经世致用。他导人端正读书动机,“尽本孔孟之绪论,而上求之经典,复博采唐宋以来诸儒之说。其所以杜卤莽灭裂之弊,可云深切著名矣,学者苟循是而求之,庶几学术正而人心亦正,推之治国平天下,罔弗由之。”周永年认为读书的目的是“识圣贤要旨,味经史精腴,通古今常变,正国家经权”。
具体而言,他彰扬“圣贤之学,不贵能知,而贵能行”,称许“读书做人不是两件事,将所读之书,句句体贴到自己身上来,便是做人的法,如此方叫得能读书人”。他本人发表“与天下万世共读之”的公共图书馆理论——《儒藏说》后,便躬身入局,“区区欲以己之所有公于斯人”,把私家藏书“广之于天下”,创建了藉书园,又编辑《先正读书诀》推广阅读,独步当时,真正是“知行合一”的大儒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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