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瑞桓
中国是世界农耕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中国的文字、节气都散发着农耕文化的遗传密码。“无谷皆熟为有年”。“年”这个在现代社会的时间量词,在古代却与农作物——“禾”有着密切的关系。甲骨文中的“年”,上面是农作物“禾”字,下面是“人”字,本意是五谷成熟满载而归。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年,谷熟也。”引申为一年的收成。进入冬季,地里就不再有农作物可收获,这一年就结束了,来年开春再进入新的纪年。“年”就成了年节、年代的时间单位。
从腊八开始就进入送“年”的倒计时:腊八粥祭百神；小年后“赶尘”“赶乱岁”“烧田蚕”“祭灶”“割年肉”“洗福禄”“蒸馒头”,这一系列活动都是为了顺利送走让人欢喜也让人忧虑的一年,祈祷再一个春天到来时,苍天厚土能给辛劳的人们提供更多的果腹之食。在北方,“祭灶”还要很有仪式感地把关东糖(麦芽糖)塞进灶王爷的嘴里,好让他给老天爷说好话,保佑来年灶台上天天有饭煮。没钱买糖的人家就“一碗凉水三炷香”,告诉灶王爷“明年再吃关东糖”。除“祭灶”外,除夕的前一天,也就是年廿九,家家户户还要“祭祖”,民间也叫“请老的”,把去世的先辈请回家吃顿饱饭,破五后再送走。现在城市的街头,年廿九也能看到很多烧纸的人,那是给自己逝去的亲人做的回家的路标。做完这些七七八八的仪式,到了年三十就要“爆竹声中除旧岁”了,把过去一年所有的不如意统统都炸上西天,欢欢乐乐地迎接新的一年。
农耕文明最大的特点就是周而复始变化甚微,不管朝代如何变换,农民都要日复一日过着脸朝黄土背朝天、每一粒收获都要拿汗水去换的日子。节气是他们生活的指挥棒,人们只有受制于它,却无力干涉它丝毫。赶上旱灾涝灾,辛辛苦苦了一年免不了拉饥荒,无奈的农民只有把希望寄托给来年,用虔诚的“过年”仪式,祈祷上苍的保佑。记得小时候,平日里不苟言笑的母亲,一到过年就变成了笑脸,而且对大年下的不吉利话尤其忌讳,就是吃坏了肚子也不让吃药,“过年吃药,一年吃药”。可见“过年”对中国老百姓有多么重要!
习俗的形成需要漫长而稳定的社会形态,春节这个华夏民族最重要的节日,就是与中国超稳定的漫长的农耕文明有着密切的关系。“过年”最早的记录是公元前1600年前的商朝。人类社会进入近代工业文明后,人的生存由被动靠天逐渐变成了主动靠人自己的科技创造力,我们这个古老的文明古国也快速融入工业文明的大循环中。物质由匮乏变成过剩；现代化的运输工具使回家的路也越来越畅通便捷,况且还有免费的可视通话。回家团聚、穿新衣,吃年饭,祭天祭地祭祖宗,这些过年的习俗对现代人的吸引力自然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即便当下的名家写过年,也多是“儿时情怀总是诗”的风格。人们之所以觉得过去的年更有味,其实是与过去的日子太单调太贫困有关。一年只能置办一件新衣的话,肯定得等过年；一年只能吃一顿全面饺子的话,也一定是留着过年吃；糖果、点心、爆竹更是过年的专利,所以那时的年自然会成为人们最美好的记忆。“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这是《诗经·蟋蟀》里的诗,大意就是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了,马上就岁末要过年了,再不欢乐一下,一年可就没有了。后来儒家文献《礼记》中记载了子贡因对这“一国之人皆若狂”的节日不满,去问孔子的故事。孔子对子贡说:农耕生活一年四季都是艰辛的劳作,生活很枯涩、很艰辛,“一日之泽”,滋润地过一下是必要的,像晒干的肉似的不润泽一下,生命还怎么延续?
即便今天的物质生活和过去比天天都像过年,因科技水平的提高,如今的人们工作也不像农耕时代那么艰难,但工作的压力、生活的不易依然使大多数人倍感艰辛。过去的一年大家都不容易,但这一年毕竟在失望与希望中过去了。在春节这个即将春回大地的日子,把紧绷的弓放松一下,去“家山泉石寻旧忆”,哪怕就短暂的几天。“千门开锁万灯明”“举杯互敬屠苏酒”,享受家人团聚的温馨,暂时忘却一年的烦与忧,欢欢乐乐过个大年,在家人的互助互爱中,迎接一个新的春天的到来。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习俗,也是华夏大地上最美的风景。
2024年是农历甲辰龙年,《尔雅翼》记载:龙“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这个大自然中并不存在的神异动物是融合了蛇、鳄、鱼、鲵、猪、马、牛、鹿等众多动物和雷电、云、虹、龙卷风等多种天象的集合体。它不仅能飞天潜水兴雨布云,从伏羲时代起,龙还与权威结合在了一起,有了威严的象征意味。今年是龙年,虽然龙作为权威的象征意义已淡化和消失,但龙在人们心中依然寄托着很多美好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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