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宇
第一次打电话给黄宗英是在2005年7月13日。这一天,是黄宗英的80岁生日,黄宗英就躺在上海的医院里,通电话时,她说:“我刚吃完生日蛋糕。”那时候,《纯爱——冯亦代黄宗英情书》刚刚出版,在情书中,冯亦代和黄宗英互称“爱得永远不够的娘子”、“恩恩爱爱的二哥哥”,引人联想到鲁迅与许广平、徐志摩与陆小曼、郁达夫与王映霞、沈从文与张兆和、梁实秋与韩菁清的情书,而冯黄二人的年龄最高。
从此断断续续收集黄宗英的作品,渐渐觉得她与郁风的文章有异曲同工之妙:画面感很强,郁风笔下如画,而黄宗英写得像电影。写得最好的是纪念阿丹的那几篇,赵丹在黄宗英眼里,是一个大男孩,一个执着得可爱的艺术家。在没有阿丹的日子里,黄宗英曾经迷惘过,幸好让她遇上二哥冯亦代,此时的二嫂郑安娜已经去世。在冯亦代倒霉的时候,赵丹每次到北京总要带黄宗英去看看二哥二嫂。黄昏恋后,归隐书林,冯亦代在黄宗英眼里,是另一个大男孩,一个执着得可爱的学问家。婚后,由于相互影响,两人的文章无意间也发生了变化,冯亦代变得活泼些,黄宗英变得理性些。
真正见到黄宗英是在半年多以后的春天,她依然住在上海的医院里。在电话里,她爽快地说:“你可不要带些没有用的东西来,破费。”不带鲜花,不带水果,带来一本书,她笑了。
81岁的黄宗英比想象中年轻。满头银灰却没有老态,聊到开心时,会禁不住笑,有一次,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聊起在北京的丁聪、黄苗子、郁风,她饶有兴趣,这些人是她和阿丹、二哥共同的朋友。而回忆在天堂的阿丹和二哥,她豁达从容。她爱讲故事,也会讲故事。
1947年,赵丹32岁,黄宗英22岁。赵丹和导演陈鲤庭在朋友的书桌玻璃板下边,看见黄宗英的照片,说:“我们找的就是这双眼睛。”他们调来黄宗英的处女影片《追》,看完之后,把黄宗英从北京请到上海,和赵丹合演《幸福狂想曲》,他们演一对恋人。影片停机,演员将分手时,赵丹忽然孩子似的对黄宗英说:“我不能离开你,我们不可能分开了,你应该是我的妻子。”于是,《幸福狂想曲》变成“幸福进行曲”,黄宗英变成赵丹的妻子。1980年10月10日,赵丹去世。
1993年7月13日,黄宗英68岁生日。80岁冯亦代给黄宗英写信:“今日娘子千秋,小生祝青春永葆,青春永葆,青春永葆:‘恨无彩凤双飞翼’前来祝寿；‘心有灵犀一点通’娘子笑纳。今天你怎样过你的生日呢?我的信如期到了吗?你看了心头觉得有温馨吗?花篮有没有如期送到?……终身厮守,吾复何求?我想七月七日的长生殿也不过只是我们忘情的万一,三郎是比不上二哥的。”这时候黄宗英住在上海,冯亦代住在北京,两人书信不断,最多时一天要写三封信。
我印象里他们好像在1949年以前就认识。黄宗英说:“不认识。冯亦代说认识我,跟我说了三个地方第一次见我,在后台,几几年,我说我根本没有到重庆去。第二次说,在北京的后台见过我,我说你说的那个戏和那个年代,我恰恰不在那儿。第三次也对不上。回想起来的幻想,可能是别的女孩子,回忆不准确。”
1941年初秋,黄宗英应长兄黄宗江信召到了上海,在黄佐临主持的上海职业剧团打杂,不久在《蜕变》中代戏上场,就此当上了话剧演员。此后,黄宗英主演《甜姐儿》等青春剧,渐成1940年代的红星。1950年代,黄宗英演戏渐少,尝试提笔写作。1960年起,黄宗英开始深入农村生活写报告文学,作品有《特别的姑娘》《小丫扛大旗》等。在周恩来的关注下,黄宗英所写报告文学的主人公侯隽与邢燕子成为一代知识青年的楷模。
初到上海的黄宗英吃住都在黄佐临先生家里。黄宗英说:“那是太平洋战争以后。那时候没用过冰箱,见也很少见过。晚上,我们在黄先生家里打开冰箱,灯就亮了,当时心想:‘糟糕了,要爆炸了。’”
我问她什么时候开始想起写文章来?
黄宗英说:“我只会写真实的故事,不会巧妙的构思,很笨的。我本来就是演员,新中国成立后在上影的演员剧团,女演员基本上演不了戏。我也演不了戏,主要是觉得我的气质上过不了关,演不了工农兵。我没戏演了,就在稿纸上哗啦哗啦写点东西。剧团里有四个老大姐,说你写这四个老大姐吧,我就写了。后来,我就常常写点外国的诗人、作家来访的事,很短小的文章。反正我不看见什么不会写什么。我是在1953年12月生了我的第一个孩子,给了两个月的产假,我就好像发了一笔横财似的。两个月不用去上班,开心得要命,躺在床上,没事我就拿纸写了《平凡的事业》。写医护人士,因为我是管上海剧影协会妇女福利部的,参加了两个托儿所的建设和管理,我写托儿所里一个小姑娘不愿意干保育员的工作,最后思想搞通了。我写得很用功,很苦,但是很糟糕。上面要把我重点培养成剧作家,让我到北京参加剧作讲习班,那是1954年。我们南南北北,同班的同学有白桦等很多人,也很开心,因为一天放两部电影给我们看,看得头都疼了。陈荒煤说:‘头疼也得看。’看得人物都串了。还有老师来给我们讲课,有王朝闻等老师。挺好玩的,因为我小时候是在北京长大的,到那边去,觉得上课听讲很有意思。我就在班上交出坐月子时写的剧本,一稿就通过了。大家向我道喜,说没有一稿通过的剧本。主要是题材很新鲜,后来因为各种各样的意见,这么改,那么改,改完了导演再改,我说:‘你爱怎么改怎么改,我一点法子也没了。’等那个电影上映的时候,我那个月子里生的姑娘已经五岁了。”
后来从冯亦代这个学问家身上,黄宗英学到了很多东西,而她对冯亦代学者型的写法也有影响。
黄宗英说:“冯亦代是我的第一读者,有时候他给我改句子,说有语病,有时候我反抗,这是我的特色,我不能每个句子都合乎文法。我嫁给他之后,他的文风也有所改变。本来生动活泼不在他的思考过程之内,后来,他也挺顽皮的。他每天早上五点多钟就起来写东西了,我六点钟起来,基本上可以跟他打岔,构思已经完成了。我们七点钟吃早饭之前,他已在写了,早上八九点钟他的文学事业已经告一段落了,可以翻报纸了。”
我问:“你也是他的第一读者,有没有向他提意见?”她说:“有提的。我说你的文章里我看不懂的,你就不能够pass。我总算是个知识分子吧,知识分子都看不懂啊。他翻译的东西多了,有倒装句,‘欧化’的语言。‘欧化’的被我给‘融化’了。”
我问:“我原来不知道赵丹曾经学过国画,他晚年很喜欢画画?”黄宗英说:“不是很喜欢,戏少书画多。他是一个画痴,但是这种喜欢是无奈的,他演不了戏。当演员的时候他没法画画的,真正拿起画笔,是在拍摄《李时珍》的时候,他在山区,翻山越岭地画一些素描回来,他是学山水的。后来他在家里老画画。”
赵丹晚年说:“字比画好,画比戏好。”黄宗英说:“他八岁就写了。他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事,是黄苗子和郁风给张罗的。他也没在意这些协会什么的,结果批准他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的时候是1980年10月9日,把这个证送到的时候已经是10月10日,他走的那天。他自个儿没有看见。他在家里头拿起笔,高兴的时候就画。赵丹是一个大男孩子,我们家里有七个孩子,七个孩子都长大了,就他这第八个孩子没有长大。一直到濒临死亡他还是孩子气,不是要展览他的画吗?把他的画调到北京医院的客厅里头,他坐着轮椅看他的画。那时候离死没有几天了。平时,他还要踢球、打扑克牌、打弹子、游泳、旅游,所以他真正读书的时间不多。可是我每次都很生气,我看过的书,看完了就看完了,他看完的书对他都有用的。他平常看的书比我少,可是他看什么书都有用的。因为他做每一件事都比较专一,我做每一件事都不太专一。”
赵丹和黄宗英结婚好久了,夏天快到了,黄宗英就把箱子打开晒晒,看见一些素描画,什么人物调度、舞台装置图、镜头画面构图,她说:“哟,这是谁画的?”他说:“我画的呀。不成体统,我起草的。”她说:“你还会画画?”他说:“我是学画的,我七八岁就开始画画。”她说:“喔,我不知道。”他也用不着向她坦白历史。
黄宗英跟冯亦代结婚之前,有人问她:“他以前都担任过什么职务?”她说:“闹不清。”人家笑她:“滑稽,连人家职务都闹不清就嫁?”黄宗英说:“够清楚了。反正是好人。我就知道赵丹是好演员,别人跟我说他哪个戏演得怎么怎么好。人家说冯亦代在《读书》杂志二百期上一期不落地写。再说他以前干过什么,我都不知道。”
在《纯爱——冯亦代黄宗英情书》书中,冯亦代和黄宗英年纪那么大了,还写那么情意绵绵的信。黄宗英笑道:“我是说等我死了之后再发表,应红(《纯爱——冯亦代黄宗英情书》责编)一定要给我发表。不对,人也是动物,动物在它活着的时候都有爱情的。人既然是动物,就不用怀疑九十岁的人会这样。他让我每封信的邮票,斜角贴是‘我爱你’,反贴是‘我恨你,不理你了’,贴这儿是什么意思,贴那儿是什么意思。我说:‘二哥,你别让我费脑子了吧,我怎么会记得呢?下回我贴错了,我再也不理你了,你又着急了。’像个大孩子似的。”
1993年底,冯亦代和黄宗英结为伉俪。黄宗英说,两人婚后像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夫妻一样,过得安静幸福。2005年2月23日,冯亦代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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