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的《我们仨》是一部怀念亲人的散文集,出版于2003年,那一年她九十三岁。
“我们仨”指的是杨绛自己、丈夫钱锺书和他们的女儿钱瑗。女儿钱瑗因患骨结核病于1997年去世,不到六十周岁。仅仅一年后,1998年,丈夫钱锺书又因病去世。两年之内,两位亲人接连离世,当时只留下杨绛一个人孤独地生活。杨绛把自己对丈夫与女儿的思念用文字表达出来,因此这是一部写“死别”的书。生离死别中,“生离”还有团聚的希望,而“死别”再也没有团聚的可能。
“我们仨”这个标题来自杨绛女儿钱瑗的一篇散文的题目。
钱瑗在《我们仨》大题目下,列出了一组标题,依次如下:(一)父亲逗我玩；(二)母亲父亲教我读书；(三)“我们不想离开中国,不想做‘白华’”；(四)我犯“混”,大受批评；(五)父母互相改诗——他俩喜爱的游戏；(六)一次铭刻在心的庆祝会；(七)我得了新的“绰号”pedagogoose,pedagogoose是钱锺书给女儿取的雅号,中文意思是“学究呆鹅”。(pedagogoose由pedagogue一词加上goose演变而来,前者的意思为有学问的教师。)
小题目到此为止,这是钱瑗去世前还在写的文章。杨绛的《我们仨》是完成女儿没有完成的写作,借用女儿散文的题目,把女儿没有写完的文章继续写完,这是作为文学家的杨绛对丈夫和女儿的最好纪念。
《我们仨》这部散文集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我们俩老了》,很短,相当于小说的序幕。第二部分《我们仨失散了》,类似小说笔法,写一个梦。第三部分《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这才是主体部分,记叙“我们仨”六十余年的共同生活。
杨绛称她的家是“不寻常的遇合”。“遇合”就是相遇组合；“不寻常”就是平凡而不平常。不平常指的是,他们三口之家在20世纪中国那些惊涛巨浪中是如何平安度过的。
《我们仨》的主体部分从杨绛与钱锺书出国写起,时间在1935年8月。1937年5月,女儿钱瑗出生在英国的牛津。然后一直写到1998年12月钱锺书去世。前后跨度六十多年。这六十多年中,中国处在大变革的大时代中。
在这样的大变革中,中国不知有多少家庭在演绎着悲欢离合的故事。杨绛的“我们仨”,却是相聚的时候多,分离的日子少。经受了时代风雨的冲刷,没有遭受太多的政治打击,平平安安。这对于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来说,非常难得。
他们坚持一种沉默姿态。这就如钱锺书的字——默存一样。默存,即默默地生存。因为默默地生存,所以能平安地生存。因为平安地生存,所以能长久地生存。有人会批评他们作为知识分子,没有对社会中的不合理提出批评和抗议,只是明哲保身,不足为训。对于这一点,钱锺书也有自我反省。他在给杨绛的《干校六记》写的序言中,认为杨绛漏写了一篇《运动记愧》,这“愧”就是愧疚。不过,他们没有为了保全自己,去造谣诬陷他人,去落井下石。就此而言,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底线是保存了的。
杨绛一家是大时代中的小家庭:在大时代的暴风巨浪中,成了一个相对平静的港湾,相对坚实的岛屿。这是温馨的一家、和睦的一家。
杨绛和钱锺书都是知识分子,都很有个性。学会妥协和包容,是构筑温馨的家的基本条件。钱锺书才华横溢,但现实生活能力比较低下,他分不出左右。杨绛喜爱钱锺书,既要能欣赏他的才华,又要能忍受他的笨拙。杨绛在英国生女儿,住在医院里。钱锺书这段时期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常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而杨绛每次都是鼓励。这份容忍是保持爱情持久的溶液。
抗日战争中,钱锺书回到上海与杨绛、钱瑗团聚,接到父亲钱基博从湖南寄来的信,要钱锺书去湖南一所国立师范大学任英文系系主任,并侍奉父亲。当时,钱锺书被西南联大聘任为英文系教授。该如何选择?钱家的人都主张钱锺书去湖南,与父亲一起工作,钱锺书不敢违抗父命。独有杨绛认为,钱锺书父亲身边一直有人侍奉,并不需要儿子过去。钱锺书当时就任西南联大教授,学校并没有解聘他,应该去西南联大。但最后,杨绛还是妥协了,钱锺书去了湖南。
即使是最幸福的家庭,也免不了病痛和死亡。丈夫和女儿都病了,两人住在不同的医院。杨绛在两个医院之间奔波。如何来记叙这段痛苦的日子,见证亲人离开人世的最后岁月?杨绛采用艺术的表达方式,把丈夫和女儿生病最后离开人世的过程化为一个“万里长梦”。这就是《我们仨》的第二部分。亲人病重,无论对哪方都是一场噩梦。但杨绛的所谓“万里长梦”,也不排除暗示着亲人病好的希望。那场生病死别的过程,对活着的人来说,恍如梦中。把现实生活、对亲人思念而产生的梦幻般的感觉结合起来,把亲人去世的过程写得迷离恍惚。
1981年,杨绛一家搬入三里河寓所,他们拍照留念,还有题记:“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家。”可见搬入三里河寓所,他们一家无限欣喜。可是等到女儿与丈夫先后离去,对于老人杨绛来说,亲人没有了,家的温馨没有了。杨绛写道:“三里河寓所,曾是我的家,因为有我们仨。我们仨失散了,家就没有了。”“不过三里河的家,已经不复是家,只是我的客栈了。”
杨绛把三里河寓所比喻为“客栈”自然寄托着对丈夫和女儿的浓浓思念,这是对于他们一家曾拥有的美好过去而言。相对于当时的杨绛来说,客栈的比喻则另有含义。既然三里河寓所是客栈,那么杨绛自己就是旅客。既然是旅客,她的旅途总有一个终点。杨绛知道这个终点是什么,但没有明说。
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曾有一句名言:人生在世,不过是过路的旅客。也许,在阿奎那那里,过路的旅客最终将迎接神的到来。而杨绛把家作为客栈,把自己视为旅客,或许暗示着最后将去另一个世界与丈夫和女儿团聚。
(文贵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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