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少华
有个地方特别牵引我的视线。
它位于吉林市与长春市之间的101国道差不多正中间,距我暑期度假的小镇大约五公里。每次去长春或九台,无论坐火车还是搭汽车,我都急切切向那里投以仿佛自己都能看见的视线——那里就是“那里”吗?说实话,我已无法准确定位。原来的三面山坡已被彻底开膛破肚,掏空五脏六腑,剩下的边框或摇摇欲坠或豁然坍塌,奇形怪状,寸草不生,比牙科诊所的病牙透视片还要难看。几架采石机直挺挺举起长臂再不放下——废弃的采石场。它明确拒绝所有的视线,然而我硬要把视线投过去。投过去搜寻那座小山村、曾经的小山村。
小山村三面环山,唯独南面敞开面对田野和远山,形状如缺了一侧的漏斗。几户人家的茅屋零散坐落在“漏斗”底端。只有我家那座似乎心有不甘地贴着西山坡往上爬了一点点。“漏斗”的缺口伸出三条路:中间一条有牛马车辙的直路往南通向三四百米远的公路和铁路,两条荒草没踝的小径沿两侧山脚分别往东南和西南两个方向蜿蜒伸去。北山坡和东山坡是以橡树为主的原生杂木林,西山坡则满是碗口粗的落叶松,松叶一年年落下来,平展展、软绵绵的,乡亲们叫“松毛”。那是我小时候的“席梦思”——捧一本书席地而坐,做梦,遐思。毛茸茸撩人情思的毛咕嘟花,细毛刷一般拂过脸颊的山风,娇滴滴的鸟啼,脆生生的蝉鸣,羞答答躲闪的覆盆子和气鼓鼓爬上树梢的山葡萄……
不过,此刻我眼前闪出的是那眼井。
那眼井位于“漏斗”底部约略靠近南侧缺口,离我家最近,穿过菜园子再跨过一条沟即是。沟是山水冲出来的,起初很深,在一个孩子眼里简直是大峡谷。上面横一条独木桥,那是北山坡下一位老伯的“奉献”——老伯名叫张喜,“地主”出身,常年穿一身整洁的青色长衫,面相和善,和我爷爷谈得来,常来串门儿。一次,他考小学低年级的我“埋汰”(脏)怎么写,看我用木棍在相当埋汰的地面写出“埋汰”两个字,就笑眯眯俯下身子摸着我脑瓜顶夸说:“好小子,长大了保准有出息!”可惜没等我出息时他就离世了,身后留下的独木桥,乡亲们用了好几年。山那坡的乡亲们过桥沿我家篱笆外那条小径走去火车站,母亲走出篱笆豁口过桥担水。
井太简单了,简单得就剩下一个“井”字。莫说井房,就连一般常见的辘轳也没有。对了,和《挪威的森林》第一章直子说的井颇为相近:正好位于草地与杂木林的交界处,地面上隐约闪出的直径约一米的黑洞洞的井口,给青色不动声色地遮掩住了。四周既无栅栏,也不见略微高出井口的石棱。
是的,没有辘轳,没有围栏,没有石棱,只一个黑洞洞的井口像一张大嘴开在稍微隆起的地面。不很深,大约两米就到水面了,趴在井口可以一晃一晃窥见自己的脸。因没有辘轳,打水用的是自己带去的水桶。水桶拴一条手指粗的麻绳,从井口放下去,“砰”一声碰到水了,就左右摇晃麻绳让桶歪在水里。等手心觉出重量感了,便双手交替着一把一把往上拉起绳子,拉出灌满水的桶,将水倒进另一只桶,把空了的桶重新放进井里,再灌满拉出井口,而后用扁担钩起两只桶担在肩上,过桥担回家去。
那时我还小,弟弟更小,在外地公社(镇)当干部的父亲又经常不在家,担水的重担就落在母亲肩上。独木桥,桥上瘦削的母亲,前后两只水桶,摇摇晃晃,踉踉跄跄,颤颤巍巍——那不是电影,不是小说,不是修辞,而是曾经的日常性现实。后来一场大雨把独木桥冲跑了,母亲只好绕到沟下头,跨过不那么深的地方,拐到井口担水。再后来,整条沟没那么深了,坡没那么陡了,母亲就在原来有桥的地方爬上爬下。最难熬的是冬天,那时东北的冬天格外冷,东北话叫“嘎嘎冷”“贼冷”,真可谓滴水成冰。从井里拉水桶上来时,水难免溅到井口结冰,水越溅越多,冰越结越厚,挤得井口越来越小,有时要砸冰才能把水桶放进去。而担水上下坡,脚下不是雪就是冰,不是冰就是雪,稍不小心就滑倒……我不敢再往下想了。
最后一次见那眼井是在什么时候呢?2001年夏天我从青岛回乡探亲的时候。生活好了,母亲老了,不担水了,脸上有了舒展的笑容。井仍是老样子。我抱起一个大西瓜“咕咚”投进井去,一两个小时后捞出来抱回院子,“咔嚓”一声切开,咬一口,透心凉。那可不是冰箱生成的凉,是井水特有的凉,哪怕天再热,井水也是凉的。母亲也开心地吃了两块——和母亲一起吃从井里捞出的西瓜,一生中仅此一次,一晃儿二十多年过去了。
母亲早已不在了。井也不在了。但真就不在了吗?毕竟,视线以外的地方那么多、那么大、那么邈远、那么深邃和神秘……
(本文作者为文学翻译家、散文家、学者,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著有《落花之美》《乡愁与良知》等,译有《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奇鸟行状录》《刺杀骑士团长》等村上春树系列作品以及其他日本名家作品一百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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