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住在耳朵里
2024年12月24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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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綦德周

  耳朵是人的感知器官,许多声音都是通过它在脑海中留下记忆,成为永久的乡愁。
  年少的我,清晨还躺在土炕上睡眼惺忪的时候,就听到风箱有节奏地唱了起来。我知道,这是母亲在做早饭了。风箱的声音虽说很有节奏,但不是太美,尽管这样,我还是很愿意听到,因为它的声音响起,就快吃饭了。12岁时,我还体验了独立拉梧桐木风箱烧火蒸年糕的活儿。风箱拉得越快,风越大,锅灶里火势就越旺。那次,与风箱结缘,过了一把瘾,耳中留下了风箱的不同声音。
  我在村里读书的时候还是小学5年制,村小实行复式教学。那时学校还没有铁铃,作息时间都是靠一个小小的电镀白铁哨子来指挥,哨声响三声,上课;响两声,下课。吹哨人是班长,他用织网的尼龙绳系着铁哨子挂在脖子上,我们时时刻刻听从于这个“哨子”指挥。四年级暑假的一天早晨,忽然,哨声在大街上响起,我顾不得跟其他小朋友玩,穿着背心、短裤,小跑着赶到教室,原来是学校组织学生帮着生产小队复收小麦拣麦穗。活动结束后,小队长奖励我们每人一支带橡皮的铅笔,直到初中我还保留着那支墨绿色的铅笔。哨声,陪伴我走过五年小学时光。
  至今还记得那个吆喝的声音:赊—小—鸡—啦!一个中年男子,黑黝黝的长脸,口里含着用过期日历纸卷的老旱烟,肩上挑着竹藤编的矮挑篓,里面咿咿呀呀的雏鸡挤在一起。母亲在门前赊了8只小鸡,其中公鸡两只、母鸡6只,说是公鸡过年炖鸡冻,母鸡留着下蛋。小鸡长得很快,不长时间就下蛋了。母亲先是积攒了一些,腌成咸鸡蛋。那个时候,我正读初中,中午在学校吃饭,我带的就是窝窝头和咸鸡蛋。那咸鸡蛋打开之后,微微溢出芳香的黄油,让同学们着实羡慕了一阵子。
  耳畔还响着说书人娓娓道来的故事。当时,农村的文化生活比较贫乏,放电影是活跃文化生活的主要方式,可我们这个小村一年到头最多能来放三次,少得可怜,多亏有几对说书人时常来弥补这个短缺,村里的老少爷们儿听得津津有味、如痴如醉。那年初春,乍暖还寒,来了一对说书的盲人,村里安排农户招待晚饭后,准备在大队4间办公室里说书。结果,这次村民们来得格外多,屋内挤满人,室外还有好多人。说书人也感受到了这种气氛,不顾寒气侵袭,毅然决定搬到室外,有声有色地说了《三调芭蕉扇》《孔明借箭》,最后,在村民的要求下还补了一段《铁棒磨成针》的故事。从头至尾我一直听了一个半小时,多年以后还念念不忘。
  最让我不能忘的是年终生产小队“开支”的场面。开支,就是生产小队把全年收入按社员挣的总工分数折合成具体钱数分发给社员。当时男劳力一天挣9分,早上出工加2分;妇女一天挣7分,早上出工加1分或1.5分。每年一到腊月廿三小年这天,生产小队的记工屋里热闹非凡,人声鼎沸,家家户户都来了主事人。生产队长按记工表上的人员排列,依次喊着前来领钱:家吉,三口家,挣得总分3630分,每个工分1角1分钱,应该领399.3元钱……家吉从会计手中接过厚厚一大叠10元为主的纸币,脸上乐开了花,这是两口子一年的辛苦钱,也是来年的养家糊口钱。我在现场越听越觉得有趣,本来父亲早早拿到了开支钱,可我不想早离开,一直听着生产队长逐个社员名字叫完了,大体就知道了谁家开支最多,才意犹未尽地离开现场回家。
  耳朵里的乡愁多得数不过来,父母的叫喊声,老师的讲课声,村里戏班子的锣鼓声,家禽家畜的叫唤声,村里扬水站495柴油机的负载运行声……都刻在我的脑海里,印在我的心田上。
  (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济南市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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