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万余
“爸爸,我想回老家过年!”女儿听到我给她爷爷打电话,说起今年因为疫情可能没法回老家过年,停下手中的笔,扭头恳切地看着我。她似乎还倔强地保留着一丝侥幸。“到时候再说吧!走一步算一步。”我不忍彻底击溃她对回老家过年的那份渴求,毕竟,那里是我的源,那里也是她的根。春节将至,疫情反弹,我早早地就猜测到回老家的可能性不大了,所以也一次次在电话里给老父亲吹风。每回父亲总是豁达地说:“回不来就先不回来,安全第一!”我知道爱看新闻爱学习的他,自然懂得人类与疫情抗争的道路上,有时亲情也需要暂时让一下路。
年的脚步越来越近,儿时过年的情形时常在脑海中浮现:在没有电视的老屋里,昏黄的灯光下,大人们忙着做年夜饭,母亲插空整理着一家人的新衣裳、新鞋袜。我们兄妹几个兴奋地玩着“打钱堆子”“掼纸炮子”的游戏。桌上,年夜饭的香气和热气升腾起来,溢满了整个老屋……
南方小镇的年,从进入腊月开始氛围就浓厚了起来。隆冬时节,农闲的乡人们,家家户户杀猪羊、宰鸡鸭,院墙外、木架上到处挂着腌制好的咸鱼腊肉。为防着烦人的喜鹊俯冲啄食,防着淘气的小猫飞跃啃食,已放寒假的我们被要求端坐在暖阳下,尽职尽责地看护着,期待着爸妈看我们表现好给予奖励,割上一块腊肉与霜打后发甜的油菜炖在一起让我们提前解馋。
乡间小道上,时不时会有货郎或挑着或推着货物走村串户,大声吆喝着:“鹅毛鸭毛卖钱!”父亲赶忙催我出门截住货郎,一番讨价还价后,杀鸡鸭时留下的、已经晾晒干的羽毛便兑换成了鞭炮、蜡烛、春联等。红彤彤的一大堆,放在筛子里,诱惑得我们小孩子兴奋不已,盼望着快快过年的心就更加急切了。
大人们忙年的喜悦和愁年的苦闷夹杂着。一年到头土地里刨挖出来的那点钱,得一分一毛地盘算着怎么让孩子们过个好年,还得预留好孩子们开学时的学费和开春后所需的化肥农药等钱款。我们小孩子可想不了那么远,看着母亲一针一线纳成的鞋底即将完工成品,看着父亲开始洗泡黄豆,准备外出磨豆腐,看着姐姐开始角角落落到处掸尘打扫卫生,我就知道,年真的已经很近了!
年三十上午,父亲开始蒸粉团,做“知恩饼”,母亲开始备菜,灶房里准备好待烧的大木头……中午,简单吃些饭菜后,忙年的大戏便正式上演,我和哥哥负责贴春联。那时候春联没有现在的这么精致,用自家熬制的糨糊一抹还掉色。贴完春联,我冻得通红的小脸上早就粘成了红的、黑的、灰的“大花脸”。
天色渐暗,鞭炮声声次第鸣响,空气中弥漫着硫磺的味道。搬桌摆凳,上香点蜡烧纸钱,磕头作揖敬天地敬祖宗。我争抢着要放鞭炮,从香炉里取出一支燃着的香,走出院外,抖抖索索、小心翼翼地靠近“钻天猴”,吹了吹香头的火焰,远远地伸手对准引信。“砰!”哥哥在身后一声吆喝,吓得我捂着耳朵扭头便跑。反反复复好多次,在大人们的哄笑声中总算点火成功了。再后来年龄大了胆子也大了,学着父亲的样子,敢把“二踢脚”捏在手中点燃升空。饭菜上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吃喝喝、说说笑笑,一年中最惬意、最丰盛的晚宴在不知不觉中席至尾声,重头戏也随之而来:派发压岁钱。从父母亲手中接过年前专门换来的崭新的压岁钱,一张一张地捻着数着,盘算着是该买下那本早就心仪的故事书了。
大人们收拾冲洗碗筷,我们兄妹几个则轮流着钻进浴帐下的大木盆里洗澡,准备清清爽爽地迎接新年的到来。信誓旦旦说要坚持到12点“开财门”,但没有电视看不了春晚的日子里,我们兄妹几个只能玩“打钱堆子”“掼纸炮子”和捉迷藏的游戏。夜已深,再好玩的游戏也撑不起瞌睡的双眼。攥着父母给的压岁钱,轻抚着枕边的新衣裳,我渐入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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