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岗校长给山东大学师生上政治大课
《文史哲》创刊号
赵洪太教授
口述:赵洪太
采访整理:张洪刚(山大文学院)
创办之初几无经费
1950年读大学前,我就读遍了青岛各图书馆、文化馆的哲学书籍。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我的最爱。出于对马列哲学的浓厚兴趣,考虑到学习俄语方便读原著,1950年8月,我考入当时在青岛的山东大学俄文专修科学习。我入学以后,在山大“身兼五职”——文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外文系系务委员会委员、系学生会副主席、系图书馆管理员、俄文班班长。每周三、周六下午是政治学习时间,华岗校长负责给学生讲政治大课,每礼拜一次。
和华校长接触比较多是因为那会儿我非常喜欢哲学。我曾经翻译过一篇文章,是苏联的党报《真理报》上发表的一篇专论,翻译完成后,我投稿并发表在了《文艺报》。后来我还翻译苏联的哲学杂志,正值《文史哲》杂志创刊,我就给《文史哲》投稿。那时华岗是山大校长兼《文史哲》的社长,他对我的稿件评价颇高,便时常让我帮《文史哲》校对、审稿。
当时《文史哲》接到译稿最多的是东北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笔名叫日知,他那篇关于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的译稿,就是我负责审校的。这样一来,华校长就把我留在《文史哲》了。我当时负责《文史哲》译稿的审改工作。担任这项工作,没有任何报酬。忙不过来时,还由历史系勤工俭学的学生张泰兴帮助,他念译文,我看原文,边看边改,改过后,他负责抄清,交编辑部刊出。编辑部召开会议时,陆侃如先生也来。在文学院院务会议和杂志编辑部会议上,作为唯一的学生编委,我是最年轻的,常发言,跟陆先生等老教授就比较熟悉了。我在《文史哲》负责译稿审改工作,一直到1958年。1958年10月3日,这份同仁刊物,在学校迁移到济南以后,成为了学校主管的刊物。
《文史哲》开会的那间房子很小,只能放一张长的阅览桌,因为没有固定编制,所以每次开会只有十来个人,华校长很忙,但基本上每次开会他都在场。华校长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是他作报告时从来不需要提前备稿,他有抽烟的习惯,经常想到什么事就把烟盒掏出来,把外面的皮撕下来,在上面简单地列一下提纲。他上台做报告经常拿这么个纸片,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之后他会根据报告会的记录稿,整理并发表在《文史哲》杂志或者《山东大学报》上。
《文史哲》杂志的社长是华岗,副社长是陆侃如、吴富恒,主编是杨向奎,秘书是殷焕先、孙思白、卢振华等。那时没有明确的编辑职务名称,编辑工作由文学院相关教师分担,到时参加编辑部的会议。
这个杂志,是杨向奎一手操办起来的。起初,山大只有中文系和外文系,还没有历史系,只有一个“历史语言研究所”,杨向奎是中文系的系主任及历史语言所的所长。上世纪50年代初,中文系分为中文和历史两系,杨向奎就当了历史系的系主任。在这种情况下,杨向奎提出,他愿意组织和发起一个刊物,大家都同意,杂志名就叫《文史哲》,向学校汇报时华校长很赞同。与现在外语系《英语教学丛刊》之类的杂志不同,《文史哲》当时是同仁杂志,因为行政上没有任何的资金支持。
《文史哲》头两年非常困难,因为没有经费,我们这些人的工作都是无偿的,但是排版、印刷、付外稿的稿费都需要钱,因此很难维持。怎么办?大概在1951年底、1952年初,大家想了个主意,说是写报告给青岛市委宣传部,当时青岛市委比较照顾,就给拨了一千万。不过那时候的一千万跟现在不一样,当时的一万块钱相当于1955年币制改革后的一块钱,一千万也就是一千块钱。之后大家又给山东省委写了报告,省委听说青岛市委给了一千万之后,也给了一千万。有了这两笔钱,总算是缓过劲儿来了,《文史哲》也就办起来了。
当时杂志的很多杂事是两个工友在负责,一个工人是庄云虔,前些年刚去世,他负责跑腿儿,比如跑印刷厂之类的；还有个工人叫王绍先,负责收发稿子、发稿费等。《文史哲》一开始办双月刊,后来又办月刊,都是根据经济状况来的。
学术争鸣与关注“小人物”
陈毅曾说:“山大创办《文史哲》是开风气之先。”《文史哲》创办之初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有关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红楼梦》问题的讨论等一系列学术争鸣。
对于《文史哲》的工作,华校长的主张是大家要各抒己见,当时大家翻译了很多马克思的文章,部分内容论及人类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并且由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引发的“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中也涉及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讨论,很多人在《文史哲》杂志上发表观点。因此,杨向奎提出我们可以进行社会史的分析,适当扩大《文史哲》的影响,并且极力劝说华校长带头写文章发表观点。
据我查证,当时苏联科学院的《古代史通报》中有一些关于论证中国社会史分期的文章,但他们不是通过研究中国的出土文物等来对中国历史进行考据,而是根据国内已有的比如郭沫若、冯友兰、翦伯赞等一些名人的观点进行讨论,赞成谁的观点就写文章进行论证。华校长在得知苏联《古代史通报》中已有相关讨论后,便一直没有动笔,可见华校长为人之谨慎。
其他有关《文史哲》的问题,还有大家关注的《红楼梦》的“两个小人物”:李希凡、杨建中(笔名蓝翎),他们都是山大中文系的学生。李希凡是北京通州人,他的姐夫赵纪彬当年是山大文史系教授,经赵纪彬推荐,李希凡曾在山东大学中文系旁听过一年,后投考华东大学,合校后重回山大。他对文艺理论和中国古典文学很感兴趣,也很喜欢写文章,大二时写的《典型人物的创造》,经中文系主任吕荧先生向华校长推荐,发表在《文史哲》杂志上,是《文史哲》发表的第一篇学生作品。他与蓝翎最初合作发表过有关《水浒》的评论(《略谈水浒评价问题——评〈宋江考〉》),之后二人再次合作有关《红楼梦》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
在文章多次转投无果之后,李希凡就将目光转回到母校,他与时任《文史哲》杂志执行编辑的葛懋春早年间就认识并且一直有往来,因此葛懋春就向杨向奎推荐了这篇文章。当时刚好赶上毛主席1954年提出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运动。而李希凡的文章,恰巧批评的是《红楼梦》研究专家、“大人物”俞平伯。经过葛懋春、杨向奎、华岗校长的推荐,这篇文章发表在《文史哲》1954年第9期,当时的学术刊物并不多,文章一经发表,便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热切关注和嘉许,因此后来就有了关于“小人物”的故事。
理愈辩愈明的学术理念
华岗校长提出“文史见长,加强理科,发展生物,开拓海洋”,奠定了山东大学的学科基础。华校长是个很民主的人。在学术方面,他认为“理愈辩愈明”,允许不同声音的出现。比如华校长在1951年合校之后创办了山东大学科学讨论会,他鼓励每一位教师写文章,之后由学校负责印发,与会者根据文章内容进行讨论,这个活动虽然在1955年之后逐渐沉寂,但在当时对于提倡科学研究的风气,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他在学校领导工作也是这样的,都是经过基层委员会、党委常委会,然后是校务委员会,然后各院长会议,凡事都进会讨论,讲究民主。
华岗校长在山大的时间不长,但每每提及,大家都十分怀念,那是山东大学的黄金时代。这体现在什么地方?概括起来,有这么几点:第一,他注重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通过政治大课、讲座等形式引导师生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提高师生的政治水平和思想境界。第二,他主张学术民主,积极倡导科学研究和学术讨论,同文科教师一起,创办《文史哲》杂志,主张学术上各抒己见,广泛讨论。第三,他主张尊重知识分子,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同时还帮助大家解决工作上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第四,主动抓教学工作。他深入院系,与教师共同研究课程改革,还为文科学生讲授业务课。
此外,当时的《文史哲》副社长是吴富恒。吴富恒校长和华岗校长有一个共同点:待人宽厚。他们两个人性格都比较温和,平易近人。吴校长是从哈佛留学回来的,曾在云南大学担任英语教授,华岗那会儿也在云南大学,是社会学教授,跟楚图南、吴晗他们一起开展爱国民主运动,吴富恒跟楚图南、吴晗的关系也很好。
1948年,吴富恒随军进入济南,随之进入华东大学任教。1951年华大与山大合校后,他担任文学院的院长兼外语系的系主任；1952年撤掉院的建制,他改任教务长；山大搬到济南后他又担任副校长；经历了文革的磨难,在打倒“四人帮”之后,1978年6月,吴富恒出任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副书记；1984年退居二线。前面说过,吴富恒校长在《文史哲》杂志成立之初担任副社长。文革结束后,为恢复《文史哲》,吴富恒奔走各方,筹集经费、寻求支援,他自任编委会主任,亲自策划、审稿,使它以崭新的面貌再度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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