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一行访华,于道泉(后排左一)任翻译。
1924年4月22日凌晨5点40分,由南京浦口开来的旅客列车停在济南津浦铁路火车站,车上走下一个留着卷发和胡子,身着长衫,戴着一副圆形眼镜的外国人,跟在他身后的是几位外国人和多名文质彬彬的中国人。这位大胡子就是大名鼎鼎的印度诗人、思想家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以及他的五位同行者,而那几位中国人其中有一路陪伴泰戈尔的徐志摩、王统照、孙剑冰。泰戈尔一行走出车站,乘坐马车去往不远处的津浦铁路宾馆。
泰戈尔是1924年4月12日乘船抵达上海的,先后在上海、杭州、南京演讲、参观、游览,徐志摩一直为泰戈尔担任翻译。为了接待泰戈尔,济南教育界推举英语水平很高的齐鲁大学大四学生于道泉,充任泰戈尔的陪同翻译。泰戈尔在济南的演讲于当天下午四点在山东省议会大厅举行,于道泉与徐志摩一同坐在泰戈尔的身边,徐志摩主译,于道泉辅之。泰戈尔演讲的范围很广,涉及文化、文学、教育、宗教信仰以及印度与中国文化的交流融合各个方面。他不怎么规范的印度英语以及时不时夹杂几句梵语,使徐志摩与于道泉的翻译工作十分艰辛,有些话语连徐志摩也无法准确把握,每遇这样的难题,两个人就私下嘀咕几句,商量一个最佳语句翻译给听者。演讲下来,泰戈尔非常满意,听众的掌声似乎也表达了对徐志摩和于道泉翻译工作的认可。晚上6点,驻济南各大中小学校长联合宴请泰戈尔,于道泉站在泰戈尔身后担任翻译。席间宾主谈笑风生,气氛热烈,于道泉应付自如,翻译准确,得到泰戈尔、徐志摩、王统照和在场的济南各大中小学校长的称赞。
1901年阴历十月十八日,于道泉出生于山东省临淄葛家庄(今淄博市临淄区)。祖父虽是一位农民,却对知识充满渴望,在家庭条件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把儿子于明信送到城里学堂,后入山东大学堂师范部史地科学习,毕业后在济南创办正谊中学。1913年到1916年于明信留学早稻田大学,回国后执教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3年再次赴日,出任山东省留日学生总监,回国后任教齐鲁中学等,1948年病逝。于道泉从小跟随爷爷生活多年,耳濡目染,对祖父心怀敬意,对父亲致力于教育事业无比崇仰。跟随父亲定居济南后,于道泉以优异成绩读完中学,1916年考入山东省甲种工业学校化学科,四年后考入齐鲁大学继续深造化学,入学不久开始主攻西洋史和英国语言文学,以及医科的心理学,同时兼修数学科,临近毕业时转变学业方向,进入社会历史系主攻美国和欧洲历史。
兴趣广泛的于道泉,在齐大读书时便表现出与众不同的语言天赋,这里很多课程都有欧美等国教师直接用英语授课,学生回答老师提问必须用英语,对英语要求很高。于道泉总是踊跃举手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而且对答如流,深得外籍教师的青睐,课后经常与这位语言天才对话交谈,使其英语水平得到很大提升。于道泉业余时间为济南基督教青年会开办的英语补习班兼课,他还通过自学掌握了世界语的阅读和口语表达能力,申请加入瑞士环球世界语学会,后被聘为该学会在济南的联络员,推动了世界语在山东的发展。
于道泉把我国白话文运动中的著名作家落花生即许地山所写的诗歌、小说等作品,翻译成世界语投寄到上海世界语杂志《绿光》,得到世界语积极推广者胡愈之的高度评价,并选择多篇译作在《绿光》发表。1922年暑假,许地山到齐鲁大学讲学,于道泉负责向油印室送取演讲稿,工作中得以结识许先生。有一次,于道泉问许地山,“您写的《空山零雨》我喜欢极了,有人把它翻译成英文没有?”许地山说“没有,但是有人写信给我说,已把它翻译成世界语了。”于道泉说“给您写信的人就是我。”在许地山的介绍下,于道泉加入由周作人、郑振铎、王统照、许地山等12人发起成立的中国文学研究会,成为为数不多的在校大学生会员。1924年4月,日本著名世界语学者小坂狷访华,专程到齐鲁大学组织世界语报告会,用世界语发表演讲。于道泉以山东省世界语协会的身份接待,还为小坂狷做世界语翻译。据介绍,小坂狷原是日本铁道技师,闻名世界的日本世界语元老,主办日本世界语刊物《东方评论》。回到日本后,《东方评论》刊登了小坂狷在北京、济南等地的活动介绍,在日本反响强烈。这次小坂狷世界语演讲对中国世界语早期学术活动有很大影响,于道泉在世界语学术界声名鹊起,参入很多与世界语相关的活动,成为不可或缺的新生力量。
1924年春天大学即将毕业前夕,于道泉考取山东省官费留学美国的资格。就在积极办理留学手续,准备毕业论文答辩之时,泰戈尔访问济南改变了于道泉的命运。作为泰戈尔的陪同翻译,于道泉与这位世界级文化大师交流愈加深入。在济南佛经流通处,于道泉用英语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佛教传入中国、山东、济南的基本路径,以及对中国文化、齐鲁文化的影响和两者的融合进步。泰戈尔非常满意,他对于道泉说:“你是我来中国见到的第一位对印度文化和语言发生兴趣的人。”在济南一天多的陪同翻译,于道泉更加崇敬泰戈尔,当泰戈尔建议“你跟我到印度去进国际大学,学习梵文,学习佛教”时,于道泉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于道泉回家把这个决定告诉父亲于明信,其父大怒,以断绝经济往来相要挟。无奈儿子已是铁心去印度留学,与全家闹了个不欢而散,于道泉放弃了留学美国的官费生资格,跟着泰戈尔登上了济南开往北京的火车。
泰戈尔在北京住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于道泉一直跟随做陪同翻译,见到梁启超、胡适、沈钧儒、徐悲鸿、齐白石、梅兰芳、林徽因等各界名流。泰戈尔还通过梁启超向当时军阀政府教育部门建议,由印度国际大学与中国的大学互换二三十名留学生,以加强印、中两国文化交流,但是未获回应。于道泉留学印度学习梵语和佛教的希望破灭,留学美国官费生资格已经废弃,留学印度的路子也被堵死。幸运的是,在泰戈尔的引荐下,于道泉认识了正在北京大学教书的前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钢和泰教授。钢和泰很欣赏这位年轻的中国小伙,由于于道泉对印度文化,对梵文、佛教有浓烈的学习兴趣,接受于道泉接替江绍原担任他在北大教授梵文和佛教的英语课堂翻译,每月酬金10元。从此于道泉正式步入梵文、藏文研究之路。
于道泉的妹妹于若木在一篇回忆哥哥的文章中说:“大哥早在齐鲁大学读书时,已经有绰号‘小字典’。大概是同学们向他请教时,他都能给予圆满回答的缘故。据说,他的上衣、裤子上缝有许多口袋,用来装单词本、字典、笔记本等。他随时随地都在争分夺秒地学习,所以他掌握的词汇多,口语娴熟。泰戈尔访华时,在物色翻译时很自然地就把他作为最适宜的人选。泰戈尔认为他在中国见到的第一个对印度的文化和语言发生兴趣的人就是于道泉。与泰戈尔的相识,决定了他的人生道路。于道泉与泰戈尔等人的合影照片一直在临淄县葛家庄祖父居室的墙上挂着,这是一家人常感到自豪并引以为荣的。
于道泉从济南到北京为的是谋求去印度跟随泰戈尔学习梵语、佛教、藏文。随着研究和学习的不断深入,他的眼界日渐开阔,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字产生浓厚兴趣,通过自学掌握了藏、满、蒙古等文字典籍的阅读能力。1928年于道泉经陈寅恪介绍进入傅斯年创建的中研院史语所任助理研究员,1934年受史语所公派到英国、法国、德国学习,时间长达16年。在欧洲游学时,早年参加革命的妹妹于若木(1938年3月,于若木与陈云在延安结为夫妻)经常写信通报国内局势。1949年1月北平解放,于道泉接受妹妹于若木建议,乘船从伦敦经香港抵达天津,受北京大学邀请担任东语系藏语文教授。1950年初创建并协助主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藏语广播,同年下半年,由北京大学转到筹建中的中央民族学院执藏语文教学,任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藏语文教研组组长。从此于道泉一直任教于中央民族学院,长达40年,为国家培养了众多著名藏语文和藏学研究学者。
于道泉著述丰硕,尤以藏语文研究成就卓著,其中1930年在《康导月刊》由他整理发表的《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情歌》,是最早见诸汉语刊物并被奉为仓央嘉措情诗最权威也最经典的白话译本,至今畅销不衰。历时30多年四易其稿编纂印行的《藏汉对照拉萨口语词典》,搜集了将近三万条拉萨口语词汇,用汉文译释,得到藏语文学术界高度评价。1992年4月12日,于先生在北京辞世,享年91岁,被誉为平凡而伟大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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