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永军
《古今笑史》中有一个笑话,仅有10个字:“张旭大醉,以头濡墨而书。”意思是说,张旭喝得大醉之后,竟以头发蘸墨书写。
冯梦龙讲笑话,常配以有感而发的点评或质疑,每每予人以画龙点睛、一语中的的启迪。可这个故事,老先生却什么也不说,是对书法少研究不敢置评,还是不愿由是引起书法纷争?不得而知。显然,他将评点的伏笔留给了读者。
张旭是唐代著名书法家,曾任金吾长史,故又称张长史。他擅长狂草,其草书与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并称盛唐“三绝”。传说张旭在大醉后呼喊狂走,然后落笔,故人称“张颠”。《新唐书·艺文传》中说:“旭,苏州吴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呼‘张颠’。”
“颠”者,疯也。这等用头发蘸上墨汁写字,不说在古代会被视为奇葩,就是落到现代人眼里,也会被看做耍酒疯搞笑。怪诞的是那个“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当张旭清醒之后,再看自己写的字,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讶,想再写怎么也写不出来,就像古代许州那位老僧,睡熟之后喉咙发声如同丝竹乐演奏,醒来后竟然什么也不知道,如同天赐神功,不亦怪哉!
“尽信书,不如无书。”《新唐书》中的这个记载,其可信度有多少?冯梦龙没有说,但脑瓜中肯定打了问号。
与张旭同时代的诗人李颀在《赠张旭》中曾对张旭有此描述:“张公性嗜酒,豁达无所营。皓首穷草隶,时称太湖精。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下舍风萧条,寒草满户庭。问家何所有?生事如浮萍。左手持蟹鳌,右手执丹经。瞪目视霄汉,不知醉与醒……”诗圣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写道:“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依这两位同时代的大诗人留此存照,可以推论:张旭喜欢醉酒后写书法无疑。但这里也透出一个事实:二位诗人大咖均没有说张旭醉酒后有“以头濡墨而书”之怪癖。倘若真有此事,诗人应是不会吝啬笔墨的。《新唐书》的编著者系宋代的宋祁、欧阳修、范镇和吕夏卿等,时过境迁,却给出此等离奇的传说,自然难避道听途说、以讹传讹之嫌。
尤需指出的是,张旭当时被称为“草圣”,醉酒后书写可以有,“脱帽露顶王公前”可以有,但用头发蘸墨汁往墙壁、纸张或绢素上狂草,不仅有辱“圣”的斯文,就事论事亦不可信。这一高难动作,且不说一个大醉之人难以把持,即使不喝酒之人也难以完成创作。如果不信,诸君不妨练一把试试,不吐个一塌糊涂,那才叫怪呢!除非是故意装醉,为了秀一个“不知醉与醒”。
由张旭“以头濡墨而书”的传说,很自然会让人联想到今日那些哗众取宠、追求轰动效应的怪异书法表演。其过程,有的似与野兽搏斗,表情诡异；有的时而闭目做思索状,时而大声吼叫；有的用粗针管射墨,如同孩子搞恶作剧般往白粉墙上喷水；还有的脱个光溜溜,全身着墨,在纸上打滚留印……结果弄出的一堆作品,除了自己能解读,别人都不认识。
更搞笑的是,这种人又被所谓的小圈子推崇,倘若谁对此等书法予以质疑,就会被骂成“土鳖”,斥之为“井蛙”“夏虫”。而“张颠”“草圣”便成了其彰显“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招牌。
其实,假如眼睛只盯着张旭的“狂草”,将其大作视若醉酒“神赐”“不可复得”,乃是对“张颠”的曲解。与张旭同时代的书法家颜真卿说:“张旭虽姿性颠佚,而书法极入规矩也,故能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宋代黄庭坚经研究指言:“其书极端正,字字入古法。人闻张颠之名,不知是何种语。故每见猖獗之书,辄归之长史(张旭)耳。”宋代陈思编写的书画专著《书小史》称:“张旭以善草得名,亦甚能小楷。”明代项穆对张旭的评价更鲜明:“其真书(楷书)绝有绳墨(指中规中矩),草字奇幻百出,不逾规矩,乃伯英(张芝)之亚,怀素岂能及哉?”由这些方家的评点,足见张旭的狂草,垫底功夫在楷书。他的酒后狂草,就像“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一样,是内凝书卷气的飘逸挥洒,其书法的基础和书卷气是装不出来的,也是那些只注重表演、只图表象狂野甚至狂狠,而不讲究笔法、入体等最基本元素的书写者想学而学不来、想装而装不像的。
“草圣”是狂人,更是天才。张旭能书出潇洒的狂草,究其原因,除了他豪放不羁、卓尔不群的性格,还有高超的技艺作为底色。没有深厚的书学基础,没有自然灵动的书卷气息,没有真诚的性情,恰是后世效仿者只从表皮上模仿而最终难以学成其狂草的根本原因。
何谓天才?东汉杰出天文学家、文学家张衡说:“人生在勤,不索何获。”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说:“聪明在于勤奋,天才在于积累。”有感于此,当今一些幻想以荒诞怪异出招的人需要清醒:想成名成家固然好,可前提是得下点真功夫、长点真本事。不好好写字,仅凭三脚猫的功夫,专门模仿张旭书写时的忘我状态,冀望利用信息不对称来哗众取宠,好比无根之水,无论真“颠”还是假“狂”,只能“画虎不成反类犬”,徒留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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