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伯河
南宋著名的爱国词人辛弃疾(1140—1207)有《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载邓广铭编《稼轩词编年笺注》增订本)一首,其词曰: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我们知道,辛词好用典,但这首词却是例外,是几近白话、通俗易懂的。而在看似浅显的文字后面,却有着厚重的意蕴。
这首词的主题是写愁的。词的上下两阕形成鲜明的对比:“少年不识愁滋味”时为何要“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识尽愁滋味”之后又为何“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是很多读者读后颇感费解的问题。
我们知道,作者所处的时代,正是金人南侵、中原沦陷、民族灾难极为深重的历史时期。少年时的辛弃疾就立志抗金,恢复中原。二十一岁时,他在家乡济南一带组织义军,从事抗金斗争。后来南渡归宋,历任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等地的安抚使等职,他几次上书论述北伐大计,要求亲赴前线抗击金兵,恢复中原。却因此受到投降派的排斥打击,两次被革职罢官,最后抑郁而死。这首小词就是作者晚年抒写因屡受排斥而不能实现抗金大志的痛苦愤懑之情的。
因此,这首小词感情深沉,对比强烈。其巧妙的艺术构思令人击节叹赏,回味无穷。下面试作分析欣赏。
此分上下两阙,上阙为宾,下阙为主。
词的上阙写的是作者少年学词的经历。当时未受挫折,不知愁苦滋味,但为了登高赋词,也去无病呻吟,强说愁苦。这一番描写,为下阙作了极好的铺垫。
值得深思的是:既然“不识愁滋味”,为何要“爱上层楼”“强说愁”呢?
这要从我国古代文学尤其是诗词创作的一种传统说起。
大约从春秋时期开始,我国的文艺欣赏标准就是“以悲为美”的,并逐渐形成了一种创作的传统。到了唐宋,此风尤炽。韩愈(768-824)认为:“和平之音淡薄,而愁苦之心要妙；欢愉之词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荆潭唱和诗序》)欧阳修(1007-1072)则更明确提出“诗穷而后工”(《梅圣俞诗集序》)的观点。这种理论,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推崇过甚,流弊也十分明显。历代文人骚客秉承这种理论,在从事吟咏时形成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不良倾向:未老称老,无愁说愁。这种倾向,在传颂的名篇中也随处可见。苏轼(1037-1101)名作《江城子·密州出猎》首句有云:“老夫聊发少年狂”。这位“老夫”当时多少高龄呢?不妨查证一下。他出生于1037年,此词作于1075年,原来当时只有38岁,正当壮年；欧阳修贬知滁州时,写过著名的《醉翁亭记》,当时这位“醉翁”也不到40岁。至于那些不入流的下乘作品,为了趋迎这种风气,有的则到了荒唐绝顶的程度。
宋人范正敏(生卒不详)有一本笑话书叫《遯斋闲览》,里面载有这样一桩趣事:
李廷彦曾献百韵诗于一上官,其间有句云:“舍弟江南殁,家兄塞北亡。”上官恻然悯之,曰:“不意君家凶祸,重并如此!”廷彦遽起自解曰:“实无此事,但图属对亲切耳!”上官笑而纳之。
请看,为了“属对亲切”,竟可以公然撒下如此弥天大谎,说自己的弟弟、哥哥分别在江南、塞北死于非命,简直令人瞠目。而那位上官非但不加斥责,反“笑而纳之”。当时此风之盛由此可见一斑。了解了这些,处于少年时期的辛弃疾“为赋新词”为什么会“爱上层楼”“强说愁”,也就不难理解了。
上面的事例还启示我们:阅读古人诗文,不可课虚坐实,过于天真。对那些说愁道苦的文字,要尽可能了解作者当时的处境及情怀,看他是真的愁肠百结,还是在那里“为赋新词强说愁”?而在从事文学创作时,则要尽力避免像这样“为文而造情”(刘勰《文心雕龙·情采》)。
词的下阙,写出了作者愁苦万端的心境。几十年间,历经沧桑,坎坷曲折,滋味尽尝。回想当年,抗金复国的雄心壮志化作南柯一梦；放眼四顾,到处还是奸臣当道,投降派甚嚣尘上。这时候,作者的心情是何等痛苦愤懑,不难想象。强烈的感情郁结于胸,不吐不快。但如何表达,却并非易事。这一方面因为当时环境险恶,直抒胸臆可能会招来不测之祸；另一方面,还因为前人写愁的诗词名句已经很多,如何才能不落前人窠臼,大费踌躇。
前面谈到古人“说愁”成风,当然不会都是“强说愁”的,有不少诗人留下了许多抒写真情实感的名篇佳句,以其情之真、意之深、语之新而被人交口传颂。例如:
唐代大诗人李白(701-762)有骇俗之语: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秋浦歌》十五)
在他的笔下,愁的长度和他的白发达到了“三千丈”,真是大胆的夸张!有没有人超过了他呢?有!请看后唐李煜(937-978)在宋期间的动人之词: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
“一江春水向东流”,其长度何止三千丈!而且不仅是长而已,流动的春水,汩汩滔滔,无尽无休,具有更强的动人之感,让人读之,不能不联想到他作为亡国之君,发生强烈的共鸣,乃至黯然泣下!
写愁是否只能就长度方面着力呢?不然。宋人贺铸(1052-1125)写“闲愁”,竟有成名之句:
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青玉案》)
贺铸没有李煜那样国破家亡的悲惨遭遇,他所有的,只不过是“闲愁”而已。但这“闲愁”,却无端而来,纠葛缠绕,无法排解,挥之不去。作者连用三个比喻,来形容“闲愁”之多、之让人不胜其烦。显然,他跳出了只以长写愁的固定套路,用一望无垠的烟草、满城翻飞的柳絮、梅子黄时的绵绵细雨等人们熟知的意象,生动描绘出了“闲愁”的广度、密度和长度。他也因此获得了“贺梅子”的雅号。这首《青玉案》,宋金词人步韵唱和仿效者竟多达25人28首。
写愁到此地步,简直是登峰造极了。然而,与辛弃疾同为济南老乡的著名女词人李清照(1084-1155)却偏不信邪,她轻挥健笔,拨去凡尘,更有非凡之作:
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武陵春》)
在她的笔下,“愁”有了重量,而且这重量非同一般,连“舴艋舟”也难以载动。本来,她是“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的,但因愁肠百结,取消了行程。让人读来,顿觉心里沉甸甸的,不能不惊叹易安居士的生花妙笔。相比之下,贺铸的“闲愁”又算得了什么?
……
在这些光彩夺目的词海明珠面前,人们不由自主地会想起范仲淹(989-1052)《岳阳楼记》里的话:“前人之述备矣”。那么,像李白登黄鹤楼读到崔颢的诗那样知难而退,甘拜下风吗?当然不行；如果那样,我们便不可能欣赏到这首好词了。沿着前人的思路去寻找更新奇的形象来进行比拟吗?恐怕也只能等而下之。
怎么办呢?辛弃疾不愧为一代杰出的词人,他独出心裁,另辟蹊径,把满腔悲愤和眼前秋景融会在一起,含着热泪,带着苦笑,举重若轻,吟出了这样动人的妙句: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这样不说而说,胜过千言万语,真是新颖独到,不同凡响。有道是:怀愁难吐,此情最苦；而笑中带泪,最能动人。谁能说,这样的词句比前人任何一种名句要逊色呢?
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清人赵翼(1727-1814)《论诗五首》有云:“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艺术的新,包括题材的新,立意的新,形式的新,语言的新。同时做到几种“新”似乎很难做到,所以前人又有“题常则意新,意常则语新”之说,要求至少在某一方面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前面所举各家名句,同是写愁,但立意不同,造语各异,丰富多彩,相映生辉。这也正是它们能够流传千古的原因所在。
今天的中华民族正致力于伟大复兴,我们的江山、风景正变得越来越美好,也有无数的诗词作者从事于这项源远流长、历久弥新的写作。笔者以为,在今天的写作中也应该借鉴古人写“愁”的经验,学习他们可贵的创新精神,进一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刻意创新,力避蹈袭,写出超越前人的优秀作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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