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发
过去在乡间,检验一个人有无学问,主要看他识字多少。不识字,他就是“睁眼瞎”；能识字,就是有学问。夸奖某人学问特别大,一般这样说:“人家没有不认得的字!”这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所以上学之后,就把认识所有的字当成了自己的目标。然而在学校学了一年,读课外书时还有好多“拦路虎”,让我无法沿着字行前行,只好拿着书去请教老师。老师看看那些字,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说我给你查字典。他从办公桌抽屉里摸出半块砖头一样的厚书本,封面上有我认识的四个大字“新华字典”。他翻一翻,告诉我此字读啥,然后拉着长腔道:“字典,是读书人的拐棍哟!”
这个“拐棍”,在我眼里成了神奇的魔杖,心想,我要是有一本字典就好了,放学回家就向父亲提出这一要求。但父亲不同意,说哪有闲钱买字典,你只管跟着老师学就是了,老师教多少你识多少。我不甘心,因为老师教的生字太少,一篇课文只有那么几个。我想起,姥姥家有姥爷和三姨当年读过的书,就去翻检。翻遍两个破篓,果然找到了两本,线装的,黄旧颜色,而且被书虫咬得残缺不全。它没有封面,书页上有密密麻麻的大字和小字,边沿上有“康熙字典”四字。那个“熙”字,当时我并不认识,便将字典拿给老师看。老师说了它的读音,又告诉我,这字典是几百年前康熙皇帝编的,你用不了,因为它不用拼音标注,用反切法。我问什么是反切法,他翻开一页教我。我虽然会“切”了,但有些用于“切”的繁体字我不认识,只能干瞪眼。老师又说,这种线装本的《康熙字典》大概是四本,你只有两本,而且缺了有总目的第一本,没法查。我听了很沮丧,把它送回姥姥家,再没看过。
对字典的渴求依然存在,我做梦都想拥有一本,然而直到十四岁时辍学,始终没有。十五岁那年,我当了本村小学的民办教师,心想这一回肯定能用上字典了。到那里看看,几个老师都没有。有一位老教师有一本,却因为是旧版的,上面有“封资修”内容,不敢拿到学校用。直到第二年也就是1971年,看到报纸上发布消息,《新华字典》出了修订版,我急忙跑到县城书店买了一本,花了七毛三分钱。这个版本,有好多在今天看来很可笑的内容,但我当时对它爱不释手,经常翻看。我不是遇到“拦路虎”时才用,而是想借助它认识更多更多的字。
两年后,《汉语成语小词典》修订本出版,我也立即买来。这本小词典又小又薄,带着深蓝色塑料封皮,从此成为我的“口袋书”。因为成语词典里有故事,比字典好看,我翻来覆去看得入迷。有的同事拿它考我,选一个成语让我解释,或说出词义问我是什么成语,很少有难住我的时候。此后,在我们公社的教师同行中就有了一个传说:赵德发能把词典背下来。我听了之后羞愧不安,因为这个说法过于夸张。
1978年春天,我被公社党委临时抽调,去通讯组帮忙,与另一位专职通讯员一道,采写新闻报道,向县广播站投稿。后来有了野心,想让稿子变成铅字,就将一篇两千来字的人物通讯寄给了《农村大众》。时间不长,稿子见报,我收到四块钱稿费,到书店花两块二买了一本刚刚出版的《四角号码词典》。因为它检索容易,我用一张厚厚的塑料纸做封皮,用了多年,现在还在。
这年秋天,山东省招考公办教师,我报考中学语文教师。当时我在一所联办初中教历史、地理、音乐等几门辅课,从没教过中学语文。在备考的那几天里,我不知道从何下手,恰巧学校用公款买了一本刚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内容丰富,又厚又重,我想,就读它吧。我一字一词地读,一页一页地读,读到考试前夕只完成三分之一。好在我平时看书多,竟然考上了,从此成为有国家干部身份的公办教师。
1980年秋天,我被调到公社党委工作。有一天去县城开会,逛书店时发现了一套新出版的三卷本《辞海》。我让那个“海”字深深震撼,遂让售货员拿过来看。读罢前言,得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都对此书修订有过指示,费了好多周折,才在1979年9月出版,向国庆三十周年献礼。再看看正文,收录的词条多之又多,真是海量。我突然明白,以前我用过的词典,多是收录语文词汇,而这套《辞海》,百科内容居多。我在那一刻认为,全世界的知识都在这《辞海》里了。我非常想买,但看看定价,是我月工资的两倍,而且我身上没带多少钱,只好恋恋不舍离开书店。
回去还念念不忘,想攒钱去买。这天在报上突然看到消息:《辞海》缩印本出版,定价22.20元,可以向出版社邮购。我欣喜不已,立即跑到邮局汇走书款。半月后收到一个包裹,里面是又厚又重的一部《辞海》。1342万字印成一本书,字号很小,但我能看得清。我想起,庄户人家置办了重要的农具,能代代传承下去,会称之为“祖业家什”,我觉得这部《辞海》就是我的“祖业家什”,用上一辈子,后代还可以继续用。想到这里我再看它,神情与目光都带着庄严。我从文件橱里翻捡,找到一面废弃的红绸子旗,将《辞海》小心翼翼地包起,放进抽屉,每次用它都要先把手洗净。我用它查资料的时候不多,更多的是当书来读。一个个词条读下来,会增长许多见识。我曾打算,将这部《辞海》从头读到尾,但因为忙,业余时间有限,终于没能完成。
《辞海》问世后三年,又出版了增补本,收录了1979版上没有的词条,我也买了。《辞海》还有分册问世,将一个学科的词条汇编成书。我因为爱上了文学创作,特意买了一本文学分册,将全书读了一遍。我本来想把20本分册全买来的,但发现有一本《〈辞海〉百科目录分类索引》,正好满足我分科阅读的需求,就买来当作了“工具书的工具书”。
1982年,我报考了电大中文专业,用三年业余时间完成学业。第一学年结束,我被评为“三好学生”,山东广播电视大学莒南县工作站奖给我一本《康熙字典》,精装,定价7.40元。这本字典,我童年时在姥娘家见过残本,现在终于拥有了全书。但它用反切法注音,用文言释义,让我觉得很费脑筋。我虽然知道,这本字典收录汉字四万七千多个,是字典中最多的,但此时已经明白,学问大小,不在于识字多少,而且我已经有志于文学创作,对古文字没有多少兴趣。所以我很少阅读使用《康熙字典》,辜负了电大老师的一片苦心。
1986年夏天,我又从报纸上看到消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共11本。我早就知道,这套百科全书享誉全球,遂决定购买。这书不是一次性出齐,而是出一本发行一本,每本价格15.6元。我向出版社邮购部汇一次钱,就收到一本,前后半年时间,才把11本买齐。我把它们摆上书架,看到那些书脊上的深棕底色、烫金书名,十分敬畏,心想,这才是知识的海洋呢!我经常查阅、翻看,让自己的视野不断拓宽,看待人间万物的视角也在改变。
过了几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这套书从1978年就开始编纂,有关方面先后组织两万多名专家学者,历时十五载才完成,是我国“八五”期间重点出版工程。我曾去县城书店瞻仰过,共74卷,汇成一大片紫红,让我目迷神醉。我买不起,只买了一本“宗教卷”,一本“戏曲、曲艺卷”。好在又过了两年,《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问世,共12卷,定价1380元,我马上买来一套。这套书与《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相比,最显眼的一个区别就是插图全用彩照,印刷精美。后来,74卷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了光盘,一盒四碟,总容量13866兆,定价50元,我也买了。
这时,我已经从山东大学作家班毕业,到日照从事文学创作。因为安居乐业,藏书与日俱增,其中有一些是辞书。除了上述两套大型百科全书,我还买了各类辞书,如《辞源》《说文解字》《唐诗鉴赏词典》《古代散文鉴赏词典》《古书典故词典》《文心雕龙词典》《外国文学名著赏析词典》等等,共几十种。这些辞书,都是我在文学道路上行走时的“拐棍”,从不同方面给了我加持之力。
我还有过一套三卷本的《英汉词典》,一本袖珍版的《英汉汉英双用辞典》。我女儿1999年出国念书,她刚走,我就心血来潮,决定和妻子一起学习英语,以便出国时与外国人交流。我买了许国璋英语教材,买了相关的光碟,煞有介事学了起来。一天学上一会儿,好不容易学了几个单词,第二天醒来后大多忘掉。有一回在外地开会,与烟台作家陈占敏兄说起这事,他说,德发你不要学了,我学了二十年,现在还是“哑巴英语”,口语交流不大行。我听他这样说,便打消了念头,将那套《英汉词典》送人,再也不学。后来,只会“哑巴英语”的占敏兄都出版了多部英译汉小说了,我却偶尔看着书架上那本《英汉汉英双用辞典》哑然失笑。
女儿出国后的第三年,我和妻子去新西兰看望她,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因为学习英语失败,看不懂外文出版物,闲暇时百无聊赖,忽然想起女儿出国那会儿带了《现代汉语词典》,就让她找了出来。这是我在1978年考公办教师之后,时隔二十三年又把它当书去读。我一字一词地读,一页一页地读,那种对母语的亲切感,入骨彻髓。
不知不觉间,我年近古稀,虽说拥有的辞书不少,却很少再用。为何?第一,我改用“百度”。虽然“度娘”不那么可靠,但她在电脑上、手机上随叫随到,非常方便。第二,淡漠了对辞书的崇拜。我此时明白,光靠掌握概念与知识,并不能培养出强大的创新力与创造力。第三,我自惭愚钝。看看文化界的一些同龄人能够一言九鼎,给世界的万事万物下定义；“后浪”们经常创造出网络新词,成为大众流行语,我觉得要是还对辞书过分依赖,大概是“巨婴症”的一种表现了。
无论如何,我还是要感谢那些辞书的编写者与出版者,是他们给了我那么多“拐棍”,让我几十年来在求知的道路上不懈前行,一步步接近了梦想之境。
(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山东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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