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刊
吴苹在《红岩》2024年3期上发表了《关公与桃花》,该小说在人性幽微中呈现出丰饶的审美性,颇值一观。事关商场暗战、地方传统文化,选材体现出异质性；在技巧上巧设悬念,为阅读蓄势储能；又使用修辞,关公象征了忠诚和情义,桃花象征了友情和美好,雕塑的断指暗示了友情从合走向分,小说的审美空间进一步开阔。更为重要的是,这篇小说能让人重新审视什么是现实,作家应该凝视怎样的现实。
两个同村好友大伟和志坚,志坚会绘画和雕塑,被村镇里的头头脑脑们看上,常让他去接一些活,志坚就带上大伟,并给他分利。为了激活传统文化,村上准备雕塑关公像。大伟在关公磨刀节表演耍大刀时,笨重的青龙偃月刀不慎脱手,看着就要伤害无辜,志坚在化解危难时自己受伤,并留下后遗症。在治疗过程中,两家生了嫌隙,大伟一家搬离了村庄。后来,大伟女儿和志坚的儿子供职于同一商场的两家电器公司,在促销节上两家公司发生了矛盾,志坚的儿子本可以用卑劣手段让商场开除大伟女儿,但他不愿意这么下作,而是用智慧和对话化解了矛盾。小说里这一对父子释放的善意,是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坚守。在这点上看来,跟凯雷特的《谎言之境》是契合的。《谎言之境》写一个经常撒谎的人经由石头下的洞口进入地道,在那里遇见了以前自己谎言里的诸多主人公,他们都变成了谎言里的样子,生活困顿,蒙受苦难,最后那个撒谎的人内心觉醒成长为善良的人,只撒善意的谎。
显然,这两篇小说并没采用批判的立场。有些文学构筑的世界充斥着复杂、阴冷、不道德,毫无清朗之风。看这样的作品,让人沉重,甚至愤懑,觉得人间不值得。作家要直面现实。小说是在现实的土壤上长出来的,即使是那些幻想性的作品也不例外。事实上,现实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写得深刻,,深刻可能来自极度的“黑”,也可能来自极度的“白”。俄罗斯文学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塑造了一大批干净的灵魂。托尔斯泰是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是代表。这些灵魂,能长久地感染人。感染人,这不也是文学的一个使命吗?
沈从文生活的时代远逊于今天,但他给自己笔下的人物起码的尊重,他们身上的光芒能照亮每一个阅读的人。汪曾祺穿越黑暗的岁月,但他捧出的却是纯净的人性。
同处一个时代,蔡崇达《命运慢跑团》(《人民文学》2024.03)通过对两对父子的书写,表达了父亲的隐忍和奉献,让人感慨,引发共情。
这是不是可以说,文学反映怎样的现实,反映哪一部分现实,这取决于作家看待它的方式。
现实是多样的,文学的使命也各有不同,作家要留下的文学遗产除了在批判中引人思考,期待价值的回归外,还需要用文学的光亮给人以希望,就像鲁迅的《药》里坟头的那把花圈和离开故乡时在愿欲中生出的路途。
一句话,作家既要用手术刀剜除腐肉,也要高擎火把照亮他人。
(本文作者王刊,原名王戡。巴金文学院、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第36届高级研讨班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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