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3月,罗荣桓、陈光率115师经过长途跋涉,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山东。当时,山东境内日、伪、顽、匪各霸一方,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八路军的到来可谓久旱送甘霖,齐鲁大地终于盼来了“及时雨”。
115师不负众望,与山东抗日武装并肩作战,继樊坝、梁山战斗之后,又在抱犊崮、峨山、阎王鼻子山、文王峪、石河等地多次与日军交战,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对那些一贯为害群众的地方伪顽势力,如孔庄的杜若堂、白彦的孙鹤龄、天宝山的廉德三之流,也给予了严厉的惩罚。
八路军进入山东,可谓旗开得胜、捷报频传,但是,主力部队屡经战斗,减员很大,补充兵员、壮大主力部队就成为当务之急。要补充兵力,却面临诸多困难。一是鲁南地区日伪顽匪势力强大,对群众实行血腥屠杀,老百姓对他们心有余悸,害怕家里有人参军会遭报复；二是日伪顽匪造谣中伤,说八路军的坏话,部分群众认为八路军与他们是一样的；三是党的基层组织还没有普遍建立,八路军开展工作没有延伸的“手臂”。大家都感到补充兵力压力很大,罗荣桓也是急在心里。
10月的一天,罗荣桓在大炉村万家大院里,召集地方和部队干部开会。40多双眼睛焦急地看着他,希望他有锦囊妙计。罗荣桓打起了开场白:“经过战斗,部队产生减员,这是事实。部队需要补充,兵员必须解决。当前,鲁南斗争的局面刚打开,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党的基层组织也残缺不全,地方一时是拿不出兵员来的,怎么办?硬要嘛,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会场上响起一阵短促的耳语声,然后,大家不约而同地抬起头,盼着他说下去。罗荣桓沉着地说:“要让群众来参军,我们必须过得硬。一要作风过得硬,对群众要秋毫不犯,消除群众对我们的误解；二要打仗过得硬,要打出我们的气势和声威,让群众认为我们能打仗,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三要组织过得硬,要在地方建立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达到了三个过硬,兵员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他用亲切而坚定的目光环视会场后,继续说:“我们的军队不仅是战斗队,也是工作队、宣传队。要从部队抽调一批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到群众中去,展示我们的作风和能力,帮助地方做群众工作……”
会后,罗荣桓从主力部队中抽调100多名干部组成工作团,分赴滕北、邹东、费南、费北四县边联一带农村,深入群众、开展工作。罗荣桓亲自带队到费南临郯发动群众。由于群众对我党我军还不够了解,工作团刚下去时遇到不少困难。下村第一天,罗荣桓带领工作团帮农民收麦子。开始,群众害怕抢占他们的劳动果实,婉言谢绝了。后来,群众看到工作团不但不要群众的东西,相反把麦子割好捆好,整整齐齐地送到打麦场上,他们开始对工作团有了好感。晚上,罗荣桓与工作团就在群众的围墙脚下或小树林里,支起了简易帐篷,蜷着身,搂着枪,眯起眼睛。群众见八路军秋毫不犯,白天帮自己干事,夜里没打扰村子,顿时消除了疑虑。第二天一早,村民们纷纷打开房门,请工作团进去,烧水做饭,腾房子让战士休息。
看到僵局打开,罗荣桓立即组织工作团,帮群众打扫卫生、挑水、劈柴、理发、看病、割麦。同时,工作团走村串户,张贴标语,与群众拉家常,宣传党的主张,宣传八路军的政策,村子里顿时热闹起来。
当群众听说罗荣桓是115师政委,也与工作团成员一样风餐露宿时,不禁感动万分,他们连声赞道:“八路军的领导与日军、伪军的领导那真是天壤之别!”自此,农民到处请部队到村里开展工作。
在罗荣桓的正确领导和同志们的积极努力下,鲁南地区发生了巨大变化,县、区、乡三级抗日政权和党组织,工救会、农救会、青救会和妇救会等群众组织相继成立,并开展了减租减息、反霸除奸等斗争。费南的埠阳,以及临沂的庄坞、东白山、大炉等地还拉起了农民抗日自卫武装,时常与小股日伪军作战,并取得不少战果。
八路军靠过硬的作风和能力,赢得了群众,补充兵员的条件水到渠成。临(沂)郯(城)苍(山)平原沸腾了,出现了“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兄带弟、儿别娘、父送子、妻送郎,前呼后拥上战场”的可喜局面。西坞坵苦大仇深的傅建彬兄弟三人全部参加了八路军。于沟一位年近六旬的老人硬是把自己唯一的16岁儿子送到部队。仲村河西58岁的宋光明身体不好,也执意参加了抗日武装。盘石沟青年林万祥入伍后不久光荣牺牲,他哥哥林万松沿着弟弟的足迹,抬起担架,冲向前线。仅费南山区,就有近千名青壮年报名参军。新兵员的不断补充,确保了八路军和地方抗日武装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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