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菁书院旧址
《宗师施教:晚清学政与近代学术》
王夏刚 著
中华书局
□长庚
困境中的坚守
提起学政,或许很多人感到陌生,但在清代,这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官职。学政全称为“提督学政”,民间俗称“学台”,还有个雅号叫“督学使者”。这一制度可以追溯到明代的提学官制度,顺治二年(1645年),清廷正式在各省设立提督学政,并提升其为与督抚平级、直接向皇帝负责的“差遣官”。
作为一省学务的最高负责人,学政的职责可以概括为“衡文课士”与“教士校士”,既负责选拔人才,也负责教育士子。他们要主持地方岁考、科考和院试,这是科举制度的重要环节,直接决定着生员的升降和功名的获取；还要督查地方官学和书院的教学秩序,考核生员的学识与品行,引导士林风气；同时,履行劝学职责,推广儒家文教理念。
清人常说“学政者,士林之表率”,学政无疑是传统儒家文教体系在地方最忠实的践行者和维护者。然而,到了晚清,这一延续了两百多年的制度,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随着西方列强入侵、西学东渐浪潮兴起,再加上国内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学政制度渐渐陷入了困境。
晚清时期,督抚权力越来越大,虽然学政名义上与督抚平级,但实际运作中,无论是财政支持还是行政执行,都依赖地方督抚。有些督抚对学务并不重视,甚至觉得学政工作无关紧要,时不时干预考试和劝学事务,让学政的权力难以真正施展。
长期的科举取士,让晚清士林形成了重八股、轻实学的不良风气。士子们为了考取功名,死记硬背八股范文,对关乎国计民生的实学却漠不关心。有史料记载,曾有学政在岁考中出了一道关于农田水利的试题,结果大部分生员都无从下笔,要么敷衍了事,要么干脆留白。
当时,科场舞弊成了常态,夹带、抄袭、买通考官等现象屡禁不止。再加上捐纳制度盛行,一些不学无术的富豪子弟,花钱就能买到生员身份,混入士林队伍。有一位晚清学政在日记中抱怨,某次科考,近半数生员的答卷“文理不通,错别字连篇”。
鸦片战争后,西学通过通商口岸、新式学堂、翻译书籍等多种途径传入中国,西方的政治理念、科学技术、教育模式,渐渐被一部分士子接受。曾经被奉为圭臬的儒家经典,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学政们坚守的传统文教体系,也面临着思想层面的巨大冲击。越来越多的士子开始质疑八股取士的合理性,转而追捧西学,甚至有人公开主张废除科举。
学政制度与科举制度深度绑定,难以适应晚清社会对实用人才的需求。当时,国家急需懂得天文、地理、算学、外语的人才,来应对列强入侵和社会变革,但学政主持的考试,依然围着四书五经打转,无法为社会输送急需的实用人才。
这不仅反映出晚清传统教育体系的衰落,更凸显出学政群体的艰难处境。《宗师施教》指出,晚清学政制度的困境,是传统制度僵化、社会结构变动、外来文化冲击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面对这样的困境,学政群体并没有完全固守成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尝试局部变通,成为学政制度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开端。
坚守中寻找突破
主持科举考试,是学政最基础的工作,也是他们影响士林风气、推动学术发展的重要途径。《宗师施教》一书对学政主持的各类考试进行了梳理,还原了当时考试的完整流程,也让我们看到了学政群体在考试制度上的创新与坚守。
在考试组织上,学政需要前往各省府州,亲自主持考试,从命题、监考到阅卷、录取,每一个环节都由学政主导,容不得半点马虎。有记载显示,晚清时期,有学政为了防止舞弊,特意制定了严格的监考制度,考生入场前要经过严格检查,禁止携带任何与考试相关的物品；阅卷时,实行“密封阅卷”制度,考官看不到考生的姓名、籍贯,以保证阅卷的公平公正。
在评阅标准上,晚清学政的“衡文”标准,悄然发生变化。部分学政开始突破传统儒家经典的局限,在各场试题中,增加了时务、天文、地舆、算学等实学内容。1895年,江西学政黄吉裳在南昌岁考中,就特意增设了天文、算学相关试题,引导士子关注实学。1902年,浙江学政张燮钧在考选优贡生时,更是明确提出要广泛搜罗“深谙各国政治工艺者”,不拘一格选拔西学人才。
面对科场舞弊的乱象,晚清学政除了严格监考、密封阅卷,他们还完善了覆试机制,对录取的生员进行二次考试,一旦发现舞弊行为,立即取消录取资格,甚至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舞弊风气,保证了人才选拔的质量。
学政在地方文教推广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颁发劝学文献和改造书院。作为“士林表率”,学政通过颁发劝学文、告示等形式,向地方士子传递治学理念和学习方向。晚清以前,劝学文献大多围绕儒家经典展开,倡导士子潜心研读四书五经,谋取功名。但到了晚清,部分学政的劝学文献,开始强调经世致用,鼓励士子关注时务、研习实学。有的学政还在劝学文献中专门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引导士子拓宽视野。
书院是清代地方学术与教育的重要阵地,学政对地方书院的教学内容、讲师选聘、生员选拔,有监督权和指导权。晚清时期,部分学政顺应时代潮流,主动对传统书院进行改造,推动书院向近代新式学堂转型。
学政还是晚清地方学术的推动者。一方面,学政十分注重对地方金石学、地方史的发掘与研究,他们通过实地考察、搜集史料、组织学者考证,推动了地方史学与金石学的发展,丰富了近代地方学术的研究内容。比如有学政在巡视地方时,发现了一批古代碑刻,特意组织学者进行整理、考证。
另一方面,部分开明学政利用自身的学术资源和行政权力,组织编撰、刊印各类学术书籍,不仅包括儒家经典的校注与整理,还涵盖时务书籍、西学译作、地方史志等。南菁书院在学政王先谦的主持下,勘刻了《皇清经解续编》,成为清代经学研究的重要典籍。同时,南菁书院还刊印了南菁丛书、南菁杂记等书籍,涵盖经史、算学、地理等多个领域,成为辐射全国的学术出版中心。
《宗师施教》通过梳理这些实践活动指出,晚清学政群体并非单一的科举制度执行者,而是兼具科举考官、文教推广者、学术推动者等多重身份,他们的努力,既坚守了传统文教的核心理念,又顺应时代潮流进行了创新,为晚清地方文教的发展与近代学术的萌芽,奠定了基础。
碰撞与融合
曾经,八股文与儒家经典是士子唯一的学习方向,只要把这些学好,就能考取功名、步入仕途。但到了晚清,随着学政在考试中增加时务、西学、实学内容,越来越多的士子开始转变学习方向,不再局限于四书五经,而是主动关注时务、研习西学。光绪十五年(1889年),汪康年在浙江乡试中,用西方天文知识解读儒家经典,得到了主考官的赏识并高中。
学政对西学人才的选拔与推崇,引发了士子对西学的追捧,带动了新式书籍的畅销。据《申报》记载,1898年至1901年,该报登载的新学书籍广告占比最高达到38.05%,其中《新译西国律例》《西学富强丛书》等西学译作,成为士林争相研读的书籍。正如《宗师施教》所指出,学政的取士标准转变,看似是考试内容的调整,实则是对传统学术体系的突破,推动了士林风气的近代化转型。
晚清学政改造后的书院,也不再是单纯的科举备考场所,而是成为传统学术与西方学术碰撞融合的平台。这些书院既保留了传统经学的研究,让士子传承儒家文化精髓,又增设了数学、地理、物理、化学等近代学科,引入西方科技知识。这种“中西结合”的教学模式,打破了传统学术的学科壁垒,推动了近代学科体系的萌芽。
同时,学政在书院中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想,与近代学术的实用主义理念相契合,引导士子将治学与社会现实相结合。比如南菁书院培养的学子,不仅精通传统经学,还掌握了近代科学知识与西方政治理念,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京师大学堂的教员。
在此基础上,《宗师施教》客观分析了学政在近代学术转型过程中的局限性。晚清学政的一系列创新举措,都没有脱离传统制度的框架,其根本目的,仍是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与传统儒家文教体系,并非主动推动近代学术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学政的实践活动,始终受到科举制度的束缚。直到1905年,清廷正式废除科举制度,学政制度失去了存在基础。1906年,清廷将学政改为“提学使”,纳入学部体系,学政制度才正式完成了从传统教育管理向近代教育行政的过渡。
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学政群体的举措,引发了士林风气的复杂变动。一部分思想开明的士子,积极接受西学与实学,成为近代学术发展的中坚力量；而一部分守旧的士子,则对西学持强烈的排斥态度。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盲目追捧西学的现象,部分士子盲目堆砌西学新名词,却不求甚解,导致科场文风出现“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杂糅问题。
《宗师施教》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近代学术转型的复杂性与曲折性。它并非一蹴而就的线性发展,而是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不断碰撞、融合,甚至相互冲突的过程。学政群体的困境与局限性,恰恰反映出近代学术转型的曲折性,更揭示出传统文教体系向近代转型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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