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丹
上世纪50年代末,父亲离开湘西南红丘陵下的小镇,去省城长沙的湖南师范学院读大学。结伴而行的还有镇上另外一户人家的子弟。
父亲与他的同伴肩背手提着行李,气喘吁吁地跋涉在红丘陵上。祖父与那位同伴的父亲一人挑着一担笼箱,大汗淋漓地甩着手臂走在前头。老少四人,翻山越岭,绕道邻县,渴了饮几捧山涧的泉水,饿了啃几口自带的红薯,摆渡经过资江的源头之一夫夷河,晚上落脚在码头的一家伙铺。草草吃完东西,父亲一沾枕头就睡。半夜,父亲被恣意活动的跳蚤咬醒,浑身瘙痒无比,顿时睡意全无。拉灯一看对面早已醒来的同伴,正龇牙咧嘴地挠着肌肤,一脸悲戚痛苦的模样。两人干脆相对而坐,剥下衣衫,光着膀子,苦大仇深地“噼里啪啦”地捉起了跳蚤……
第二天,远远望见通火车的东安县城的轮廓,那位同伴的父亲立住脚,又饿又乏,蚊子似的声音对祖父说:“道勋,送到这里吧,我们得打转了,再晚天就黑了……”
祖父默默地将扁担交到父亲手里,干燥的嘴唇一阵蠕动,最终什么话也没有说,忧虑地望着父亲与同伴挑着重新捆好的行李,踉踉跄跄地向着远处的东安火车站走去……
从湘西南小镇,经新宁境内,到东安县城,近100公里的距离,祖父领着父亲,一步一步地用脚板丈量路程,肩上还压着一副沉甸甸的实木笼箱。
后来,父亲每每与我们忆起,常常唏嘘不已,一面感叹自己当年求学的艰难,一面体恤祖父当年送学的艰辛。
上世纪80年代末,我与弟弟同一年考上大学,我阴差阳错地被录取到本地一所师专,弟弟波澜不惊地录取到厦门大学。忙于工作的父母在家里纠结了许久,合计了半天,最后决定兵分两路——由大哥护送弟弟去厦大报到,他们送我去师专报到。
大哥虽早已参加工作,却从未独自出过远门。他故作老成地领着弟弟,跳上了长蛇似的绿皮火车。经株洲出湖南,过鹰潭入福建,大哥与弟弟“哐当哐当”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硬生生在地图上绕出一个大大的“几”字,终于抵达传说中的厦大校园。
听着大哥轻松地在电话那头报来平安,兴奋地述说着厦大如何美丽,父母悬在嗓子眼的两颗心才齐齐落回肚里……
我梦寐以求的火车自然无缘一坐,长江黄河只能奔流在墙上的画里。办事利索的母亲早早地请好了假,一向矜持的父亲也央求同事调好了课,大清早就催着我出门往县城汽车站赶。
路上碰见熟识的人打招呼,母亲朗声回应:“老二上大学,送他去师专报到!”父亲提着行李跟在后面,笑着低头不语。初升的太阳照在父亲久违的笑脸上,像催开了一朵璀璨的铁树花……
到了师专,办完报到手续,领取了床单被褥,太阳已爬升得老高,照得人身上黏乎乎的,异常难受。
帮我将东西挪到宿舍楼下,母亲擦着汗水,嘱咐正解开衣襟扇着热风的父亲:“你找个阴凉的地方,守着这堆东西,我领老二去商店再添置些生活用品。”
当我们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一身是汗地返回宿舍楼下,父亲竟歪坐在台阶上,右手压着那一堆行李,脑袋耷拉在左边新领的被褥上,脸上做梦似的浅笑着,轻轻打着鼾……
母亲指着父亲,嗔骂着说:“你看这人,像一辈子没睡过觉似的!人来人往也能睡得下!”我却莫名地鼻子一酸,偷偷地背过身去。复读一年才考上大学的我,一直是父亲隐在心里的痛。一辈子要面子的父亲,此刻像卸下了肩上的千斤重担,他能不酣然入睡吗?父亲是真的累了啊!
从家里到师专,短短50公里路程不到,每天有中巴在县城与市区之间川流不息,眨眼工夫就到。父亲哪里是在送学啊,这短得可怜的送学路,分明藏着父亲如释重负的喜悦,透着父亲望子成龙的殷殷期望。
若干年后,我接过祖辈、父辈的这一传统,义无反顾地踏上送女儿去天津上大学的路途——它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义务,更是爱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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