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选唐诗》
钱锺书 选
杨绛 抄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整理
人民文学出版社
《钱锺书选唐诗》一书出版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学者周绚隆写下此文讲述其来龙去脉:原来在众所周知的《宋诗选注》之外,钱锺书还选过唐诗。严格说,这部书稿只是一个诗歌白文的选录,且是一个私人化的“任性”选本——杨绛为排遣钱锺书的有志难伸,鼓励钱选一本唐诗,专门选给她看,由此才有“杨绛日课”。钱、杨二位先生都在世时从未对外提起过这部手稿。杨绛先生晚年,本着学术为公的态度,同意将书稿公开出版,不能不说是文化界之一大幸事。
《钱锺书选唐诗》这一书名是出版社根据书稿的内容另取的,杨绛先生在稿子的封面上,原来题写的名称是“《全唐诗》录杨绛日课”,钱锺书先生又补题了“父选母抄,圆圆留念”八个字,基本道明了它的性质。后来由于钱瑗不幸早逝,杨先生就把这部由她亲笔抄录的稿子,赠给了吴学昭。吴在征得杨先生同意后,抱着学术为公的态度,决定将其公开出版。
钱、杨二位先生在世时,从未对外提起过这部稿子,学界几乎无人知道它的存在。而它的产生,其实牵涉着一桩旧案。杨绛在《我们仨》中说:
翻译毛选委员会的工作于一九五四年底告一段落。锺书回所工作。郑振铎先生是文研所的正所长,兼古典文学组组长。郑先生知道外文组已经人满,锺书挤不进了。他对我说:“默存回来,借调我们古典组,选注宋诗。”锺书很委屈。他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不是科班出身。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外国文学,教的是外国文学。他由清华大学调入文研所,也属外文组。放弃外国文学研究而选注宋诗,他并不愿意。不过他了解郑先生的用意,也赞许他的明智。
虽然钱锺书当时心存委屈,但《宋诗选注》的问世,既证明了郑振铎的知人之明,也证明“不是科班出身”的钱锺书于古典文学造诣很深。杨绛接着又说:
锺书在毛选翻译委员会的工作,虽然一九五四年底告一段落,工作并未结束。一九五八年初到一九六三年,他是英译毛选定稿组成员,一同定稿的是艾德勒。一九六四年起,他是英译毛主席诗词的小组成员。“文化大革命”打断了工作,一九七四年继续工作,直到毛主席诗词翻译完毕才全部结束。……锺书同时兼任所内的研究工作,例如参加古典组的《唐诗选注》。
《宋诗选注》是钱锺书独立承担的。用杨绛的话说:“选宋诗,没有现成的《全宋诗》供选择。锺书是遍读宋诗,独自一人选的。他没有一个助手……那么大量的宋诗,他全部读遍,连可选的几位小诗人也选出来了。他这两年里工作量之大,不知有几人曾理会到。”杨绛这里说的绝对是实情。虽然选宋诗的难度要更大,但钱锺书的工作效率却极高。《宋诗选注》于一九五八年九月顺利出版,很快就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和读者的好评,成为选本中的经典。
相比之下,《唐诗选》的成书过程要曲折得多,出版也比《宋诗选注》晚了整二十年(《唐诗选》于一九七八年四月出版)。从《王伯祥日记》看,文研所的《唐诗选》计划开始于一九五六年九月,最初议定由王伯祥、余冠英、陈友琴、王佩璋四人合作。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工作一度主要落到了王伯祥的身上。到一九六〇年初,王伯祥的稿子已完成了相当一部分,其二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说:“默存来招,即同往冠英家。冠英、友琴都在,即展开《唐诗选》具体工作讨论,篇目大致已由默存选定,约明日友琴来我家商定落墨。”此后一九六二、一九六三两年,在《王伯祥日记》中都有关于钱锺书参与讨论《唐诗选》稿子的记录。但据后来成书的《唐诗选》前言说:“本书初稿完成于一九六六年,一九七五年进行修订。参加初稿和修订的有余冠英(负责人)、陈友琴、乔象锺、王水照同志。钱锺书同志参加了初稿的选注、审定,后因另有任务,没有继续参加。”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五年,因为下“干校”,这项工作中断了九年。据参与此项工作的王水照回忆,重新修订是在地震棚里进行的——那个后来被证实是伪造的所谓回纥诗人坎儿曼,就是这时加进去的。这部稿子在修订时经过了大删大改,钱锺书负责撰写的“王绩等十七人”稿子,最后只留了王绩、王勃两家,原来所选的诗也多被换掉了。《唐诗选》前言里说,其“选录的标准服从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这个标准估计就是这次修订时提出的,余冠英对旧稿的删改应遵从了这一原则。
杨绛说:“锺书选诗按照自己的标准,选目由他自定,例如不选文天祥的《正气歌》,是很大胆的不选。”由此看来,经历了十年政治运动磨砺后,对于钱锺书一九六〇年参与“选定”的《唐诗选》篇目,余冠英显然认为有些不合时宜了。虽然杨绛说“锺书肯委屈,能忍耐”(《我们仨》),但不等于对这些事情会无动于衷。据王水照说,“文革”后他从上海回到北京,《唐诗选》前言起草好以后(署名是余冠英、王水照),余先生对他说:“钱先生对我们组里都有意见,你的前言给他看看。”钱锺书看完前言后,曾给王水照写了五页信,但坚决表示不愿署自己的名。显然,他对后来成书的《唐诗选》是持保留意见的——特别是对选诗的标准。
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钱锺书写〈围城〉》中说:“钱锺书选注宋诗,我曾自告奋勇,愿充白居易的‘老妪’——也就是最低标准；如果我读不懂,他得补充注释。”这透露了她在学术上对钱锺书有多方面的支持。所以对钱在选唐诗过程中遭遇的不快,她非常理解。为了帮他排解郁闷,作为“贤内助”,她鼓励钱独立选一部唐诗,专门选给她看。钱锺书接受了她的提议,遂以《全唐诗》为底本,每天选几首,她也每天抄一点。如此日积月累,最后形成了这部稿子。这就是她在封面上题写“《全唐诗》录杨绛日课”的缘由。这部稿子抄成后,虽然没有对外公布,但在私密的范围内,是否曾跟人谈起过,我们不得而知。有消息说,胡乔木生前就曾劝钱锺书选注唐诗,想必也是事出有因的。
由于不抱商业目的,也不受组织干预,所以这是一部非常“任性”的选本。《唐诗选》共选了一百三十余位诗人的六百三十多首作品,本书则选了三百零五位诗人的一千八百六十五首作品,单从体量上就可以看出,它的覆盖面是很大的。这多少可以弥补钱锺书在《宋诗选注》的序言里所感叹的那种遗憾:“我们在选择的过程里……尤其对于大作家,我们准有不够公道的地方。在一切诗选里,老是小家占便宜,那些总共不过保存了几首的小家更占尽了便宜。”以唐代的大诗人为例,《唐诗选》里杜甫选了七十一首,白居易选了三十首,本书中杜甫却选了一百六十三首,白居易选了一百二十首。相反,李白在《唐诗选》选了六十四首,本书却只选了二十首。很显然,钱锺书完全没有顾及李白在唐代诗坛的所谓地位和影响力,他关注的只是作品本身。晚唐的小家像曹松,《唐诗选》只选了他两首诗,本书则选了九首。刘驾在《唐诗选》里只选了一首,本书则选了十六首。曹邺在《唐诗选》中只选了《官仓鼠》一首,本书含这首共选了十六首。裴说在《唐诗选》里根本没能挤进去,本书则选了他十首诗和两联残句。以上这几组数字,只是笔者随手抽检发现的,如果把两本书的选目仔细对比一下,除却《钱锺书选唐诗》本身的体量较大这一客观因素外,还是能看出钱锺书在取舍标准上有明显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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