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兴衰:基于经济、社会、制度的逻辑》
郑荣华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鹊华秋
拆掉了城中村
问题还没解决
城市发展的初心是什么?自然是满足以人为核心的真实有效的需求,而不只是为了实现经济利益。
近年来,许多大城市存在城市病现象。一路飙涨的房价,让城市的服务者们纷纷逃离,从而推高了劳动成本,随后企业大量撤离,最终引发城市“空心化”衰退。可见,房价上升看起来带动了城市的繁荣,但并不是长久之计。
对此,郑荣华在《城市的兴衰》里分析认为,正因为有这个循环,城市里那些房租低廉的城中村,才成了低收入群体的缓冲地带,给了他们留在城市继续打拼的机会。外地人口到城市里面来,城中村提供了过渡,这个过渡包括生活成本过渡、包括文化过渡。“城中村的存在,是对城市的救赎,是城市人口急剧过渡的产品,是城市包容发展的象征。”
很多人常常把城中村比喻成“贫民窟”,郑荣华认为这显然是错误的。中国的城中村和外国的贫民窟有本质的区别。外国的贫民窟是阶级分化过程的产物,集聚了各种问题人口,比如说吸毒者、犯罪者,而中国的城中村并非如此。
郑荣华大学毕业的时候也曾经在城中村居住过两年。他住的地方左边是一个屠夫,每天凌晨四点钟就杀猪,右边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每天早上着急交接班。大家每天都在奋斗,每天为了在这座城市里面能够立足赚钱,能够让小孩读好书,生活得更好。“城中村的人绝大多数是充满着梦想、充满着奋斗、充满着情怀、充满着希望的群体,所以不能把城中村看成城市的毒瘤。”
城中村存在的各种问题,从深层次看是社会治理问题,不能一碰到困难就拆掉。以拆代治的行为,难以解决根本。在郑荣华看来,城中村存在最直接原因是城市供房不足。所以,城市发展要形成集聚,首先就要加大廉租房建设力度,充足的廉租房供应是城市集聚人力资源的根本。
郑荣华主张,城市是每一个人的,它包括本地人、外地人,包括企业,包括社会精英。一切为城市付出努力的人,都应该在城市里实现利益共享。城市化发展的成果不仅要在经济上实现共享,而且要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实现共享。“一座城市是一个生态体系,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体系早晚会出问题的。”
城市舒适度
不在大路高楼
城市的舒适程度,决定了城市的独特魅力。舒适度越高,城市的魅力就越高,幸福指数就会越高。生活舒适度,恰恰是现在城市规划所忽视的。
过去中国人有种认知:马路越宽,这座城市就越发达；广场越大,这座城市文明程度就越高。郑荣华认为,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互动,才是社会凝聚力的基础。如果高墙林立,每个人走到街上都行色匆匆,相互不交流,那么社会就会变得越发冷漠,隔阂也会越来越大。
尽管人们常常因为城市拥有高楼大厦、宽阔的草坪和马路而感觉到自豪,但有些时候,我们走在街头上,走着走着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孤独感。人似乎成了城市里的一粒沙子,看不到过去,也预见不到将来；城市也似乎只是个容器,或者说是某种工具,承载着每个人的欲望不断前进。城市失去了它的温暖,生活在其中的市民变成了“打工人”,形同过客。
生活舒适度有另一种可能性。当我们在倡导大拆大建时,欧洲和美国已经青睐“小尺度街坊”的概念。“老破小”经过低投入改造后,也未必就那么不堪。《城市的兴衰》举了西班牙巴塞罗那的例子来印证。
这座城市至今由无数个城中村拼接而成,难言“高大上”,但因为有独特的城市更新路径而让市民幸福指数飙升,它被誉为“欧洲大陆上最光彩照人的城市”,收获好评无数。
上世纪80年代,巴塞罗那政府面对城市更新一筹莫展。当时城市非常老旧,政府又没有钱,要推翻重来显然不可能。最后,巴塞罗那决定以小型公共空间为切入点,对城市进行针灸式、碎片化改造和更新。在1981年到1991年间,巴塞罗那先后改造和建设了450多个公共空间,恢复了中心城区的活力,迅速改善了城市风貌。
这轮改造从街坊开始,对不同时期的建筑进行户外空间改造,根据建筑特点进行针对式设计,避免了大拆大建带来的盲目性破坏。值得一提的是,在城市规划时,当地还特意把车道进行了缩减。
他们调查研究发现,城区的汽车道路并不是越宽就越不容易堵车,相反,因为车道过多,反而会出现随意超车、越线变道现象,从而引发各种交通事故。为此,巴塞罗那大胆进行了创新,把道路一分为二,在道路中间开辟了人行道,再配上一些公共设施,比如儿童游乐园、景观小品,使得车道对城市割裂变得很小,昔日喧嚣的车道成了居民们热衷活动的场所。
当地在改造中还遵守节约简洁的城市改造理念,重塑了历史文脉。1992年,巴塞罗那举办奥运会,考虑到经济压力和历史文化因素,当地没有新建奥运场馆,而是把选址放在了蒙特尤克山区和废弃的滨海工业园区。这里以前曾办过世博会,有一定的办会基础,改造成本低。
在细节方面,当地把道路做了延伸,形成大网格状,然后将大型建筑巧妙地装入这个网格之中,既保护了城市肌理,又实现了城市功能。在场馆设计上,有意加大步行空间,从而使车道空间约束大为减少,方便市民休闲娱乐。为体现海滨城市风貌,设计师还增加了亲水景观,彰显了浓郁的地中海文明,这一创意举措,后来被世界各大滨水城市纷纷效仿。
杭州和上海
究竟强在哪里
在当代中国,“千城一面”为人所诟病。杭州、上海等城市则因为理念的进步,而没有掉进同一个坑里。在那里,传统与现代并存,不仅没有影响城市的“颜值”,反而成为吸引人、留住人的看点。
杭州在国内率先提出了保护老城建新城的理念,坚持以“小尺度整容,大尺度创造”为理念的城市更新策略,保留了很多历史文化建筑。另外,杭州对运河等滨水区进行改造,调整出大量的城市公共休闲空间,不仅保留了大量的传统建筑元素,而且通过改善原住民的生活设施,增加了市民休闲娱乐空间,强化了城市生活美学精神。
可见,杭州这座城市如今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跟城市改造理念是有原因的。“杭州这座城市,很适合生活,因为它有文化底蕴,这个文化底蕴是在改造过程中传承、保留而获得的。”郑荣华说。
与此类似,还有上海。上海虽然满目都是高楼大厦,到处都是物欲横流的氛围,但是在人文环境和社区邻里关系方面的处理却可圈可点。
去过上海田子坊的人会发现,狭窄的活动空间不仅没有让人感觉到拥挤,反且倍感温馨,颇有幸福感。田子坊之前是城中村,虽然有老式石库门建筑和弄堂文化建筑,但是不同时期建筑错杂分布,显得凌乱不堪。
面对巨大的土地经济利益诱惑,当地没有选择一拆了之,而是进行了绣花式改造。谁都没想到,改造后的田子坊吸引来26个国家和200多家创业企业入驻,形成了以视觉艺术、工艺美术为产业特色的商住混合式样板区。2006年,田子坊被评为“中国最具创意的产业园区”。
田子坊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中国城市改造出现的问题,在田子坊也遇到过。首先是定位问题。田子坊建筑复杂,有老厂房、传统居民房、夕阳房等,改造需要对每一类建筑都给予全新的功能定位。田子坊的老厂房都是上世纪70年代弄堂厂房形式,其工业元素与现代创意艺术风格高度吻合。经过研判,当地决定把老厂房打造成艺术空间,引入知名艺术家,才有了田子坊今天的产业活力。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传统居民的去留问题。经过讨论,政府决定让原来的居民留下来。在房子的二三层,基本保留着居民的正常生活状态。今天游客在逛田子坊时,会看到楼上拉一根长杆,上面挂满了衣服,背心短裤什么都有。
在郑荣华看来,弄堂文化就喜欢这种感觉,把它搞得像城市里的街道马路一样是没有文化的。“大家不会因为看到上面挂了个背心短裤,就觉得田子坊太土了、太没有文化了。这就是它本身的文化。”
田子坊改造以后,对西北部居民区进行了恢复,保留了当时的竹木结构建筑传统,青砖、篱笆、院门、低矮的屋檐,构成了上海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交融。
郑荣华认为,推倒重来不是城市改造的根本目的,合理调节本土文化与城市文化是一门科学。“从人类发展历程来看,城市改造是不可逆的趋势,也是经济与科技发展反哺的过程。传统与现代并非两个极端,可以选择交流和对话,最终不断地融合共存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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