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茱萸小集》(汪曾祺别集1)
汪朗 主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
汪曾祺先生的文集,坊间已有多种。比较而言,浙江文艺出版社新近推出的《汪曾祺别集》是一套非常别致的文集——冠名“别集”,既有别于全集的“大而全”,又有别于坊间的各类专集:突出的是汪先生文学创作的基本面貌,以及他对社会、对人生、对文史研究、对文学创作的一些看法,“除了旧作,每本书前面增加了一些杂感、日记、检查、书信,以帮助读者更全面地理解作者和他的作品”。
汪先生的书迷被称作“汪迷”,可知喜欢汪先生文字的读者大有人在。我一直认为,汪先生作品的最大价值,就在于贯穿其中的人本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从这一点上说,他与沈从文等前辈作家原是一脉相承的,这也使得他的文字超越了时代和政治,从而焕发出恒久的魅力,为不同时代的读者所喜爱。比如,汪先生的《小嬢嬢》写一个乱伦的故事,虽然有悖社会道德,却并非向壁虚构,而是正面世间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事情；比如,《窥浴》写样板团的一个黑管吹奏者偷窥女澡堂的故事,虽然只是一篇极短的文字,却对人性有着理解的同情。在汪先生改写的《聊斋新义·捕快张三》中,他评价捕快张三能够掀掉“绿头巾”的压力,“实在是很豁达,非常难得的”,他进而又说:“聊斋对妇女常持欣赏眼光,多曲谅,少苛求,这一点,是与曹雪芹相近的。”从中即不难看出汪先生本人所持的态度。在汪先生的文集中,这些篇什固然都算不上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却无不反映出汪先生之于人情的悲悯、之于人性的关怀。
汪先生的文字同时又有着鲜明的地域特征,从他的故乡高邮,到他求学的昆明,乃至他曾经下放的张家口,汪先生足迹所到之处,均曾留下极具地方色彩的文字。汪先生笔下的一方水土与一方风俗,不仅各具神彩,而且流露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尤其是他所描绘的生活于其间的男人和女人,他们都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有七情六欲,有喜怒哀乐,有各自吃喝拉撒的凡俗人生……在汪先生写意笔法的熏染下,他们每个人都栩栩如生、跃然纸上,每个人都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汪先生自陈:“我是个写小说的人,对于人,我只能想了解、欣赏,并对他进行描绘,我不想对任何人做出论断。”不妨视作汪先生笔下人物的注脚。正像汪先生所说的那样,他爱读唐人传奇和宋人笔记,他的调色碟里没有颜色,只有墨,应该说汪先生自觉秉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用极简笔墨摹写人事的传统——也不尽然,他同时又吸收了欧美文学现代派手法的意象和比喻,所谓“逸笔草草,不求形似”,所谓“溶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正是汪先生文字的最大特色。
有人把汪先生称作“生活家”,汪先生则自称是一个“社会现象的美食家”,而他的文字其实是与他的为人和气质分不开的。汪先生爱绘画、爱饮酒、爱美食,既热爱生活,又多才多艺,是典型的性情中人。汪先生早期的小说更像是创作,比如《羊舍的夜晚》《看水》等等,都有着完整的架构和故事；他后期的小说则往往撷取一个生活的片段,不仅生活与感情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而且打破了小说与散文之间的边界,“想写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真正达到了挥洒自如、从心所欲的境界,就像他笔下的晚饭花,用一个“野”字形容它是当之无愧的——从某种角度上看,《汪曾祺别集》的编辑即突出了汪先生文如其人的一面:文字总量不上不下,编排分类不伦不类——看似杂乱无章,却暗合汪先生性情挥洒、不拘小节的性格。
《汪曾祺别集》乃是参照《沈从文别集》的体例,在纪念汪先生的同时,向沈先生的致敬之作。关于《沈从文别集》的编辑初衷,张兆和女士这样说过:“从文生前,曾有过这样愿望,想把自己的作品好好选一下,印一套袖珍本小册子。不在于如何精美漂亮,不在于如何豪华考究,只要字迹清楚,款式朴素大方,看起来舒服……这些篇章或反映作者当时对社会、对文艺创作、对文史研究……的一些看法,或反映作者当时的处境,以及内心矛盾哀乐苦闷,把它们发表出来,容或有助于读者从较宽的角度对他的作品、对他的为人以及对当时的环境背景有进一步了解。”这话用于《沈从文别集》可,用于《汪曾祺别集》也未尝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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