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的另一面
2021年10月09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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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尔纳
  帕塔普蒂安
  哈塞尔曼
     本周,2021年诺贝尔奖陆续揭晓,从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到诺贝尔文学奖,人们又知道了很多原本陌生的名字和知识。其实,在搞学术和科学家身份之外,他们的命运曾与历史的洪流交织,有着独特的个性和人生经历。他们是用知识改变世界的“神”,也是生活中和我们一样的人。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晓莹 编译      

文学作品中的难民经历烙印
  当地时间7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来自亚洲和非洲的作家不算多,73岁的古尔纳此番获奖,或许有语言优势的“加持”:他出生在东非国家坦桑尼亚,如今生活在英国,创作作品所用的文字也是英语。
  古尔纳1948年出生于桑给巴尔(现隶属坦桑尼亚),那是一个位于非洲东部海岸的小岛,他在那里长大,当地的斯瓦希里语是他的母语,也是如今坦桑尼亚的官方语言。然而,20世纪60年代桑给巴尔爆发革命,作为阿拉伯裔的古尔纳遭受迫害,18岁那年被迫离开家人、逃离刚成立不久的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成了难民。1968年,他赴英国学习,就读于坎特伯雷基督大学。
  1980年到1983年间,他曾短暂回到非洲,在尼日利亚的巴耶鲁大学教书,同时攻读坎特伯雷肯特大学的博士学位。1982年,他获得博士学位,1985年开始在坎特伯雷肯特大学教书。退休前,他是坎特伯雷肯特大学的英语和后殖民文学教授。除了作家和教授的身份外,自1987年以来,古尔纳一直担任英国文学杂志《瓦萨非瑞》的特约编辑。离开故土后,他只在1984年有机会回过一次坦桑尼亚看望父亲,那之后不久父亲就去世了。
  古尔纳写作的“历史”比当教授长多了。他从21岁开始用英语写作,母语斯瓦西里语并没有对他产生太多影响,但作为难民的经历则给了他写作的灵感。古尔纳出版过10本小说和不少短篇故事,“难民的混乱”是贯穿始终的主题,那些记忆给他的作品打上了烙印。1987年,他的处女作《离别的记忆》就描写了非洲大陆上一次失败的起义;次年出版的第二部小说则从多个层面描写了流亡的现实生活。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出版于1994年的小说《天堂》,入围过布克文学奖,也将古尔纳带入了文学圈的视野。
  古尔纳曾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不像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那样10岁就立志成为作家,而是随着生活的经历才慢慢成为作家。“我只是到了一定的年龄,想做一些事,比如艰难地到了英国,四处搬家。当时人生地不熟,远离故土,经历困难才活下来,找到了自己的出路,这些都影响了我。”他2016年在一次采访中说,自己一开始只是单纯地写东西,写到一定程度才去考虑进一步做些什么,了解写东西和写作之间的区别,然后慢慢学会改进、组织文字和想法,形成小说。
喜欢写星座运势的生物学家
  与古尔纳经历类似的,还有今年的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之一雅顿·帕塔普蒂安。帕塔普蒂安现居美国,且早已获得美国国籍,但他是亚美尼亚人,在黎巴嫩长大。1975年,黎巴嫩爆发了一场持续近15年的内战,1967年出生的帕塔普蒂安就在战乱中长大,还被持枪的军人抓捕过。
  1986年,他和哥哥逃亡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为了生存下去、凑够上大学的学费,抵达美国后的10年间,帕塔普蒂安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送比萨,卖鞋,做三明治,甚至还给一家亚美尼亚报纸写过每周星座运势。有意思的是,多年后他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列举自己的“非学术性工作”,还专门在“每周星座运势作家”后面标注“这是我最喜欢的工作!”
  付出终得回报,1990年帕塔普蒂安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本科毕业,学的是细胞生物学和发育生物学专业。当初他本想申请医学院,是教授建议他试试生物学。帕塔普蒂安说,他很快爱上了做基础实验,这也改变了他的职业生涯,“在黎巴嫩时,我甚至不知道科学家可以作为一种职业选择。”
  1996年帕塔普蒂安从加州理工学院博士毕业,后来又成为博士后研究员。他在几个研究所工作过,担任过美国最大私立非营利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助理教授,在美国诺华研究基金会当过14年研究员,2014年后供职于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
  其实,能获得诺贝尔奖多亏了帕塔普蒂安的“知难而退”:他刚开始对神经系统研究感兴趣,后来才转向痛觉和触觉领域,原因是这似乎比研究大脑简单点。但他说,像神经元是如何感知压力和温度等物理力的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当你发现一片不为人知的土地时,挖一挖就会收获颇丰。”帕塔普蒂安说。
差点找不到工作的物理学家
  古尔纳和帕塔普蒂安离开了故土,再也没有回去。但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之一克劳斯·哈塞尔曼,则是一个离开祖国后又回去的例子。
  哈塞尔曼今年已经90岁,他1931年出生在德国汉堡,父亲是经济学家、记者,20世纪20年代曾作为德国社民党成员广泛活动——就是最近刚成为德国联邦议院第一大党的社民党。但在当时,他因党内活动遭到迫害,全家在1934年移居英国,英语也成了哈塞尔曼的母语。
  哈塞尔曼与物理结缘是在13岁那年,他花了一张电影票的钱从同学那儿买了一个晶体检波器,然后接上合适的电路,弄了一台简易收音机。发现这玩意儿的“魔力”后,他经常跑到图书馆翻书,研究晶体检波器和收音机的工作原理。1949年,他随父母回到了伤痕累累的德国,准备上大学。他不确定自己想学工程还是物理,干脆在一个机械厂实习了半年。
  后来,他考入汉堡大学,学习物理和数学两个专业,1955年夏天毕业。虽然本科读了五年,但哈塞尔曼只用两年就拿下了马克斯·普朗克流体动力学研究所和哥廷根大学的博士学位。有点尴尬的是,他的博士毕业论文只得到2分(相当于B级),原因是他没用导师建议的方法解决问题,而是在发现那条路行不通后,另辟蹊径。虽然得到了研究结果,但导师对此不感兴趣,尽管勉强接受了论文,但却打了个低分。
  博士毕业后,哈塞尔曼回到汉堡大学,与他的本科学位论文教授合作做博士后,在这所大学的造船研究所做过流体动力学研究。20世纪60年代,他曾前往帕塔普蒂安的母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地球和行星物理研究所担任助理教授。
  等到再回到德国时,哈塞尔曼又陷入了尴尬境地:他在美国的研究方向和汉堡大学研究所的研究“不对口”。有一天,他的论文教授找到他:“哈塞尔曼先生,你有没有考虑过在别的单位找个工作?”哈塞尔曼不知道怎么办,便找到德国水文研究所的所长,想在那找个活儿,但那位所长也觉得哈塞尔曼是个“麻烦”,没敢要。好在,那位所长给德国联邦科技部打了个电话,问那里有没有什么职位能提供给哈塞尔曼。没想到,好运气这时候来了,德国科技部专门提供资金,在汉堡大学创建了一个理论地球物理系,聘请哈塞尔曼当系主任。正是在地球物理学上的研究,让他与日裔美籍科学家真锅淑郎一道,凭借“对地球气候的物理建模、量化可变性和可靠地预测全球变暖”的贡献,获得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另外,意大利科学家乔治·帕里西因“发现了从原子到行星尺度的物理系统中无序和波动的相互作用”,也获得今年的物理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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