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1932年在清华大学演讲。
□岳南
没有人愿意“倒梅”
梅贻琦生于天津,毕业于南开中学的前身——天津私立第一中学堂,后考取庚子赔款游美生,赴美国东部麻省的吴士脱工科大学就读电机工程系,1914年夏毕业,获电机工程学士学位。这年暑期,梅贻琦作别留美的同学好友,乘船归国。1915年秋,受清华校长周诒春之邀,来到北京清华园出任物理教员,这便是梅贻琦与清华师生的真正结缘。
大家知道,清华大学的前身是1911年在北京郊外清华园内创办的清华学堂,继之是清华学校,再继之是1928年北伐之后挂牌的国立清华大学,直到1931年底,梅贻琦才继任清华大学校长。
自清华学堂到梅贻琦任大学校长的20年间,国家动荡,清华不安,校名三更,校长十易,也就是说,清华二十年更换了十个校长。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以学生为主导的驱赶校长风潮逐渐兴起并愈演愈烈。许多年后,一个叫罗隆基的清华毕业生曾对外自豪地宣称,当年最大的丰功伟绩,就是“九年清华,三赶校长”。
粗略统计一下,二十年内,清华校长主校最久者为周诒春,任期四年五个月；较短者为温应星,此人毕业于西点军校炮兵科,归国后官拜中将,是奉系军阀张作霖派他到清华当校长的,可谓武人主校的开始。温应星和后来的吴南轩,任期皆未过两个月就退出舞台；短者为乔万选,这是军阀阎锡山派的一个小军阀,刚进校门即被学生赶出,任期约为一分钟；最短者为罗忠诒,未出家门即被拒,任期约等于零或负数。
1931年,也就是“九一八事变”之前的几个月,吴南轩校长被师生赶走,由地质学家翁文灏出任代理校长。“九一八事变”之后,翁文灏撂了挑子,清华又处于群龙无首状态。就在这个国家和民族以及学校最艰危的时候,当时正在美国担任留学生监督的梅贻琦奉召回国,出掌国立清华大学校长。
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的时候,已在清华任教16个年头,他从一个普通的物理教员,升至系主任、教务长、代理校长、清华大学驻美国留学生监督,直到这个时候才坐上校长的位子——借此机遇,孤悬海外的梅贻琦在历史的夹缝中脱颖而出,动荡不安的清华大学,终于迎来了一位与众不同的校长。自此,国立清华大学迎来了梅贻琦时代。
梅贻琦担任校长后,国难日重,学潮更加凶猛,威逼校长、教授之事时有发生,但在清华园却发生了一个奇怪的情况,校长梅贻琦不但没有在学潮中被驱赶,反而在激烈分子提出“打倒某某某”口号或标语时,后边还要加上一句“拥护梅校长”!
自1931年上任,到1948年底被迫离开北平,梅贻琦任清华校长达17年,这么长时间里,梅贻琦一直受到师生
的拥护,对此,清华出身的钱思亮深有感怀地说:梅贻琦于民国廿年接任校长,“那时期清华校长连年更迭,学校很不稳定,校长很少作得长久的,自从梅先生接任以后,就一直安定下来,就只这件事在教育史上已是不朽。”
然而,当有人问梅有何秘诀令学生如此敬佩爱戴时,梅贻琦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这当然是一句玩笑话,也是梅贻琦为之自豪之所在。梅校长所以赢得师生广泛敬重,自有他过人之处,或者说内含玄机。那么,这个玄机是什么呢?
为教授搬凳子的人
梅贻琦执掌校柄后,凭借二十年的清华经验,深刻吸取前十任校长被革职查办或被学生一个个打跑的教训,风格为之大变。
首先,去衙门官僚作风与派系恶习。此前梅贻琦是被看作南开派的,当他成为校长后,有人认为他会重用南开出身的人,形成一个小团体。但梅贻琦没有这样做,他对清华教授一视同仁,唯才是举,绝不搞小圈子。如此一着,清华面貌一新,以后再也没有圈子或派系存在了。
破除了圈子与派系,在个人利益方面,梅贻琦更是小心谨慎,绝不专权搞个人私利,这包括他身边工作的人员。他曾对他的秘书说,如果有找我开后门办私事的,这类信件不必给我看,直接封存或扔到纸篓里便是。这是他洁身自好,也是人格道德的一个体现。
1941年4月底,是清华建校三十周年与抗战南渡昆明三周年纪念日。清华在昆明云大校园举行了校庆会,梅贻琦作为大会主席在致辞中简要回顾了自己服务清华的历史,继之满含深情地说道:“母校成立,今年恰为三十周年。琦自一九O九年(宣统元年),应母校第一次留美考试,被派赴美,自此即与清华发生关系,即受清华之多方培植。三十二年来,从未间断,以谓‘生斯长斯,吾爱吾庐’之喻,琦于清华,正复如之。”
这就是梅贻琦给自己的身份与地位的定位。他绝不把清华当成衙门,把自己当成一个官僚,假公济私,把身边工作人员和教授看成自己的下属。他把自己看成受惠者、服务者、报恩者,而不是征服者、统治者或独裁者。他曾公开说过,校长是什么?“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的。”这是自谦,但也说明他看待自己身份的态度和治校理念。这是他给自己的定位——一个为教授搬凳子的人。
教授治校的典范
梅贻琦出任校长面对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决定是“校长治校”,还是“教授治校”——这个决定他本人以及清华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最终,他选择了“教授治校”,而不是北大校长蒋梦麟提出的“校长治校,教授治学”理论。按清华校友何炳棣的说法,蒋梦麟的口号和真正的用意,即“逻辑上暗含校长与教授的对立”,而清华传统的“教授治校”原则,“部分地源于早期教授与政客型校长的斗争”。
无论是“对立”还是“斗争”,皆为政客型和挟私弄柄的校长所不喜,因而彼辈对“教授治校”恨之入骨,自有其渊源所在。梅贻琦返国掌校前,由于罗家伦、吴南轩等政客校长的政治势力,以及企图夺取教育机构控制权的阴谋,使清华教授们感觉到为维护教育的民主自由,以某种形式组合起来的校内民主、自由领导体制十分必要,且迫在眉睫。这就促进了清华校内领导体制在“校务委员会议暂行维持校务”期间的迅速发展和确立。1930年至1931年间,这个体制迅速形成,它的组织就是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理论上说,教授会对校务有绝对的支配权,其作用则是通过评议会具体表现和实施。
当“教授治校”这块决定国立清华大学发展的柱石,被“同情者”梅贻琦赋予校内合法地位并夯实蹲牢后,清华这个在历史夹缝中闹腾了二十年的“政治皮球”,于“九·一八”学潮稍微缓和之后,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开来。
1932年,清华大学规制已达4院15个学系,设立了航空研究所、机械工程系、电机工程系等。梅贻琦是清华“改大”的强力推进者,曾寄予清华特殊的期望和使命——“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理应把它办成一所世界上著名的学府”等等流传后世的名言警句,是梅贻琦于1931年底掌校第一天在清华大礼堂对全体师生讲的,之后,也实实在在带来了清华的“黄金时代”。除了原有的陈寅恪、冯友兰、陈岱孙、叶企孙、叶公超、刘文典、潘光旦、吴宓、金岳霖、朱自清等大师,一群年轻的才子如陈梦家、吴晗、沈从文等纷纷云集清华园或西南联大,在当时的中国教育界形成了一道亮丽的星河。
三个联大不同的命运
短短8年的时间,西南联大这所很穷很破的大学,竟凝聚并培育出了一大批精英,比这三所院校在三十年内培养的人才还要多,并产生了李政道、杨振宁这样斩获诺贝尔奖的杰出人物,这也是西南联大称之为“传奇”的一个原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西南联大虽由三所院校组成,但南开校长张伯苓与北大校长蒋梦麟不常在校,实际就是清华校长梅贻琦一人在撑持,他作为联大的常委会主席几乎贯穿了始终。体力的劳苦不必提,精神上的劳苦也是可想而知的。西南联大之所以为“大”,这与梅贻琦的“大”是分不开的。对于这一点,清华校友傅任敢曾有过一段精彩论述:
抗战起后,国内成立过好几所联合大学,可是除了西南联大一直联到胜利以后方才各自复校以外,其余全都中道夭折了。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倘若西南联大也如其他联大,因为意见不合,联不到底,那是中国教育界以至全中国国民多么重大的耻辱。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是一个无组织的国家。倘若在那国难临头的时候,连智识最高的高等教育界都仍没有例外地联不拢来,一盘散沙之说岂不全盘证实,百口莫辩了吗?而其所予全体国民与下一代青年的暗示又将是何等的恶劣与深远?我们又可以再想一下,为什么其他的联大通通联不下去,惟有西南联大能够联到底呢?这就与梅校长的大很有关系了。
傅氏所说的国内成立过“好几个联合大学”,主要指西北联大与东南联大。东南联大由时在上海的暨南大学为首,收拢上海、江浙一带几家专科学校师生,在福建建阳筹备国立联合大学,惜因诸方实力不一,合作困难。1943年6月2日,教育部指令东南联大文、理、商三学院并入暨南大学,法学院与艺术专修科并入英士大学,7月底所有移交工作全部结束,东南联大就此流产。1939年8月,西北联大也正式撤销,存在时间为一年零四个月。
梅贻琦风范长存
1939年春,抗战处于紧急关头,东南地区面临日机轰炸,形势危急,广州的中山大学迁往云南澄江。清华校友、时任中山大学史学系教授的罗香林,于4月6日抵达昆明,借短暂休整空隙,前往联大拜谒老校长梅贻琦,并报告自己辗转的历程。第二天上午,罗将起程去澄江,梅贻琦亲自前往旅店回访罗香林这位老学生。当时梅身上带了一包冬天的衣服,说要顺便去典当,因为联大最近的薪水还没有发,只好先典当周转云云。
许多年后,罗香林仍记得这一幕情景并饱含感情地说:“这更使我感动到几乎流泪。梅先生主持这么庞大的学校,也还要以典当周转,这一方面固然显示时局的艰难,一方面更显示梅先生的高风亮节。”
罗香林所见这一情景,与梅贻琦五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曾任流亡成都华西坝的燕京大学代理校长梅贻宝所见所闻尽管有所区别,但在体现生活艰辛与气节上,有其相类之处。
为了赚点外快补贴师生们的拮据生活,梅贻琦在暑假带领学生组建服务社,卖掉了自己所有值钱的东西。有次召开师生大会迟到了,梅贻琦歉疚地解释:“我刚才在街上给我内人的糕点摊守摊,她去进货了,可她办事不力,我告诉她八点我有会,她七点半还没回来,我只好丢下摊,跑来了,不过,今天点心卖得特好,有钱挣啊!”同学们听罢纷纷拭泪,他们知道眼前这位梅校长为了办学变卖了值钱的家当,连师母都得去街上卖早点。
梅贻琦曾说“生斯长斯,吾爱吾庐”,他毕生47年的精神投注于清华教育事业,强调“德智体美群劳,诸育并进”,强调大学之目的有二:“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在他早年发表的《大学一解》中,前瞻性地提出“新民”的概念,强调健全人格的重要性。他强调“在通而不在专”,宣扬通才教育理念。他在短暂的七十三年人生旅程中,施予清华乃至整个中国教育事业的恩泽,永为后人铭记、感怀。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
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PDF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