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原
就像《捕蛇者说》《岳阳楼记》《醉翁亭记》等唐宋名篇一样,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也因收入了中学语文课本而被我们熟记,尽管当年课堂上老师要求的背诵课文早已经还给了老师,但偶尔也会记起这些名篇的片断。而王安石的名字还与改革家相连,在我们读中学的上世纪80年代初,正是大谈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就像当年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所营造的那种氛围。近年来,由于听赵冬梅教授在电视上讲《司马光和他的时代》上瘾,对保守的司马光给予深深的同情,与之对应的就是对王安石变法印象的颠覆。
去年王安石诞辰一千年之际,坊间关于王安石的各种读物多了起来。也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细读了手边两种关于王安石的新版传记:《王安石传》《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等。
《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一书出自美国华裔学者刘子健之手,刘子健系美国研究宋史的代表性学者,该书也是他的代表作。对于该书的价值,用赵冬梅的话说:刘先生是她所认识的最具学术企图心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者,他试图以宋代历史为个案,向社会科学提供可以启发思考的“理论概括”,比如在这本书里,你会看到他的官僚分型理论,他对集权与专制主义关系、国家利益与社会各阶层关系的思考,而所有这些都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的梳理之上……
刘子健在该书自序里说: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新政是他对时代挑战的回应,显示出与现代方案惊人的相似性；它们已经成为现代世界的灵感来源之一,不只是对于巨变时期的许多中国人来说,而且超越于中国之外——比如,对于远至美国的剩余农产品政策。毫不夸张地说,王安石理应在世界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像历史上的许多伟大人物一样,王安石不能被人完全理解,甚至往往遭受彻底的误解。在中国历史上普遍保守的发展进程中,王安石真的是一位卓越而激进的改革家吗?或者说因为他拥有高尚的品格,所以仍然身处儒家传统的丰厚遗产之中?如仰慕他的人所宣称的,他是一个务实而有远见的伟大政治家?或者如其他许多认为他不值得称赞的人所坚称的,他是一位坚持乌托邦理念而误入歧途的学者?
司马光谴责王安石“引援亲党,盘踞津要”,这一评价到底是“误判”还是“中伤”?刘子健说:王安石否认自己及其同僚结成朋党,在选择用人上,王安石通常重视行政能力,有时也重视政治手腕。但王安石的反对者们谴责他只推荐那些不道德的官僚(小人),他们要么知晓如何为政府牟利,这与传统儒家思想相反;要么知晓为自己牟利,这就更糟糕了。这可能言过其实。梁启超和柯昌颐对王安石的研究证明,王安石的僚属之中,有很多德才兼具的官员,只有一小部分王安石的追随者是不道德的,而正是对这些少数人的任命,造成了对王安石集团成员的误判。
在刘子健看来,王安石是一位理想化的士大夫,律己甚严。他过着简单朴素甚至与世隔绝的生活,显示出佛家自律、禁欲理想的影响。在支持提高官员薪俸以使其有足够的收入而不致沉湎于财务欺诈的同时,他也削减了办公经费,使得自我放纵的官僚们非常不满。然而,王安石对腐败的打击,并非完全没有偏见。他为了轻微的过失而批评苏轼等政治对手,但在寻找有行政能力的追随者时,他经常对他们错用其才以自肥的可能性视而不见。王安石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政策事务上,可能没有觉察到,有些人在设法令其满意地履行公务的同时,也在不择手段地追求私利。在王安石退闲以后,高标准放宽,腐败增加。到后变法时期,渎职行为远甚于从前。就此而言,保守主义者责怪王安石没有对道德的自我修养给予首要关注,而为许多无耻官僚打开了权力之门……
崔铭的《王安石传》则从王安石其人其作入手,考察同时代人与他的交游,展现出颇具特色的“变法改制”图景,凸显一个抖落掉污染、误解和扭曲的改革家形象。崔铭为王安石细致“画像”:他身材魁梧,后背结实有如龟壳,头大而圆,宽阔方正的脸庞上,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当他注视你时,就像两道利箭突然射出,让人不禁受到震慑。不过,更多的时候,他总是沉浸在自己的思索中,眼睛也像他的头脑一样不停地转动。他的额角隆起,好像长着两个肉角,两眉之间距离较宽,颧骨高耸,耳长过鼻,厚实的下巴,透出倔犟与威严。左右耳根上各有三颗黑痣,脸上有些许黑褐色的斑点……不过,随着他身前身后地位的升沉起伏,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是非毁誉,围绕他的外貌也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故事与议论。喜欢他的人认为:他天生不凡,从古老的相术中即可得到印证……讨厌他的人则试图从他的外貌找出心术不正的依据,例如《道山清话》的作者曾经引用黄庭坚的话,说他“终日目不停转”,内心躁动不安,与心如止水、“二十年来胸中未尝起一思虑”的北宋名臣范镇相对比,境界高下判然立见。不过,笔记中的引用,抽离了原有语境,将两段在不同语境下讲述的话语组合在一起,与其说表达的是黄庭坚的意思,不如说是作者个人的观点。事实上,在《跋王荆公禅简》一文中,对于这位充满争议的长辈,黄庭坚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他的崇敬:余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
在崔铭的描述里,王安石个性简率,不修边幅,甚至很长时间都不沐浴,衣服脏了、旧了也不及时换洗。他的同事兼好友吴充、韩维实在看不过去,便和他相约,每隔一段时间,大家一起去定力院浴室沐浴。每次沐浴前,两位好友都会为他准备干净崭新的换洗衣物。他们将这个活动取名为“拆洗王介甫”……饮食上他也极不讲究。因为过于专注自己的思考,他不时还会闹出些笑话。有一次,宫里举行赏花钓鱼宴,每位大臣面前的几案上,除了佳肴美酒之外,各放了一碟鱼饵。他竟不知不觉把鱼饵全吃光了。这些生活小节,喜欢他的人总是津津乐道,不仅觉得无伤大雅,反而体现了一种率性自然、脱略形骸的高情逸趣。讨厌他的人则认为都是装的,恰好证明他虚伪奸诈,甚至怒斥他“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凡事不近人情”,是“阴险狠贼”的“大奸慝”,必为“天下之患”。这些尖刻的话语出自署名苏洵的《辨奸论》,成为宋人热议的一大话题。有的人拍手称快,赞许苏洵有先见之明；有的人则不以为然,认为苏洵完全是出于个人恩怨而肆意谩骂。然而,《辨奸论》是否为苏洵所作,直到今天,学术界依然众说纷纭没有共识。王安石就是这样一个性格奇特、充满争议的人物。
《王安石传》中有个细节可以反映王安石的个性:苏轼与王安石政见不同,针锋相对。苏轼的父亲苏洵也曾与王安石有过争执和恩怨。王安石辞去大丞相,回到南京之后,从此就成钟山脚下一居士,悠然自在。他想与当年的政敌一一和解。此时的苏轼,依然是谪臣之身,不敢造次,于是手书近作,投石问路。收到苏轼的诗书,王安石十分惊喜,第二天便身着便服,乘驴而往,主动到苏轼停舟之处拜访。苏轼大出意外,来不及戴帽子、换衣服,立即跳下船来,拱手而揖:“苏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笑道:“礼岂为我辈设哉!”之后,王安石还劝苏轼在江宁买房安家,比邻而居,以后便可常相往来。苏轼也曾有“买田金陵,庶几得陪杖履,老于钟山之下”的打算,但却没有合适的机会。再后来,苏轼离开江宁继续北上,王安石特意前来送行。目送苏轼远去的身影,王安石对身边人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这话是王安石对苏东坡的评价,其实他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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