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鸿福
从2012年我的长篇历史小说《左宗棠》与长江文艺出版社合作算起,至今正好十年。人生不满百,十年对一个人而言,是个不小的时间段；这十年对我这个业余作者而言,是创作成绩出乎预期的阶段。
我是从2002年开始尝试写长篇的,写过抗日题材,写过官场题材,尤其是雄心勃勃,想动手写一部上下卷的历史小说《洋务运动》。然而,因为涉及的历史人物太多,历史事件太过纷纭,实在是力不从心,驾驭不了,一卷未完成就放弃了。但,积累了那么多的资料,用了那么多心血,终归还是放不下。于是我决定单独写一个人物,就选了左宗棠。之所以选他,是因为他敢于担当,有一副硬骨头。写了五十多万字,投了好几家出版社,均是泥牛入海。我不再抱有出版希望,放到一家文学网站上开始连载,结果可想而知,传统的写作风格引不起年轻人的关注。
现实告诉我,要常规出版一部长篇作品,对我而言可能是件完不成的任务。我开始做一个艰难的决定,要不要从此放弃写作,不再做文学梦。
就在此时,我看到了网上的简短留言,大意是如果愿意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可提供全稿,不要再在网上发布。我还记得当时的激动和惊喜,有好几天高兴得坐卧不宁。此后,进入反复的修改、编辑、再修改、再提交的过程,到2014年《左宗棠》正式出版,用了两年时间。
收到样书不久,责任编辑田敦国通过QQ与我交流,问我下一步的写作计划。我思考了一天,拿出了三项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一是以南北宋交替之际为背景,写一部宋代莱芜冶铁工匠的小说,致敬中国古代辉煌的冶铁文明,为家乡做点贡献；二是创作《博望侯》《都护府》《下西洋》一带一路三部曲；三是写写洋务巨擘李鸿章。敦国没有任何犹豫,建议我写作《李鸿章》。他认为中国近代史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值得认真回顾；我积累了大量近代史资料,应当趁热打铁；一个作家要构建自己的“文学地理”,我的文学地理可以考虑在近代史上构建。在写作《李鸿章》的过程中,敦国又有新的设想,建议我写“近代名臣”系列,通过近代史上的几个重要名臣,系统、完整地讲述近代故事。
于是,就有了2016年的《李鸿章》(全三册)、2019年的《袁世凯》(全三册)、2020年的《林则徐》(全二册)的出版。通过四个人物十卷书,把中国近代史从开端到结束完成了系列、完整的讲述。在这个过程中,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通过微信与敦国交流,最终形成了这个系列作品的创作特点:尊重历史,尊重历史人物；对历史人物不进行脸谱化塑造,写出人物的多面性、复杂性和个性；不虚美,不隐恶,把人物放到历史的大环境中抒写,注意人物自身和背景环境的局限性；要贯穿辩证的思维和理性的思考。我自己总结,这个系列作品追求的是“与读者一起经历”,希望达到的效果是让读者“忘记是在读小说”。
近代名臣系列创作计划完成后,接下来写什么?我希望完成当初放弃的《洋务运动》,因为经过系列小说的创作,对驾驭洋务运动有了把握。敦国也同意这个计划,但他提醒,这段历史与已经出版的系列有很多重合,重合不能重复,要表现什么,侧重什么,必须有更深的思考。
我的写作习惯是只有一个大概的框架就动手,绝不列出详细的提纲和完整的规划,尤其避免主题先行式的写作,这将影响对历史的认知和把握,大大降低创作中随机应变的创造能力,也会减少“临场发挥”的成就感和乐趣。边阅读边写作边思考边交流,创作思路和重点也逐步清晰:要写出中国传统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冲突；要把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进行对比和交汇；要挖掘中日两国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成就差距巨大的文化原因；对日本明治维新不要盲目赞扬,他们追求“脱亚入欧”,在加速工业化的同时,也完全吸收了西方殖民奴役、侵略扩张的糟粕,这也是日本近代以来对亚洲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恶的根源；近代中国商业化、工业化阻力重重,是中国重义轻利、以和为贵思想的必然反弹和抵制,虽然没有跟上世界工业革命的步伐,因此备受欺凌,但也避免走西方式的道路,中国工业化道路因此不带侵略、扩张的原罪,这又是中国之幸。幸与不幸,都与深厚、坚韧、顽强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我重新认识了历史上的“顽固派”,理解了他们对崇洋媚外、重利轻义的焦虑和抵制,不再单纯视他们为螳臂当车、保守愚昧的近代化阻碍者。
2021年,书博会在济南举办,长江文艺出版社尹志勇社长率团到济南参加活动。我的责任编辑敦国也特意赶来,专门商讨下一步创作计划。因为我已经完成《大清王朝1860》(原《洋务运动》)的创作,正在过“暑假”,接下来创作什么尚未明确。敦国认为,一个巨变的时代一定会带来剧烈的冲突,首先会在官僚体制(政治体制)上表现出来,近代名臣系列已经完成了这个冲突的写作；另一方面这一激烈冲突也会在经济体制上表现出来,他希望我能继续深耕近代史,创作中国近代名商系列,从商人的角度表现近代的冲突与巨变。我接受这一建议,但表示一旦完成后,希望能够创作中国改革开放系列作品。尹社长也支持我的计划,他说只要作品好,我们出版社就支持。这让我很受感动,也很感欣慰。
根据敦国的建议,近代名商系列要写三部九卷三百五十万字左右,按我的进度,需要八到十年。如果再创作改革开放系列,又要十年。那时候,我都七十多岁了!把计划安排到七十多岁后,有点不自量力,也有点不靠谱。有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如此坚持,除了爱好,除了家人不反对,最重要的力量源自长江文艺出版社和我的责任编辑的支持。
书博会上与尹社长见面,他第一句话是感谢我多年来对长江文艺出版社的支持。敦国更是经常这样说。其实,就我而言,应该是感谢长江文艺出版社对我的支持。只问耕耘莫问收获,这是一种励志的提倡。如果总是没有收获,耕耘的努力也就无从坚持。长江文艺出版社的支持尤其是敦国的专业化帮助,是我能够持续耕耘的重要原因。如果我写出的东西不能出版,就算我意志坚定,恐怕也很难坚持十年“不问收获”。一个作者找到出版界的伯乐,找到“你的责任编辑”,从一定程度上说,比创作更重要。
与朋友闲聊,我经常把长江文艺出版社叫成“我的出版社”,把敦国称为“我的责任编辑”。朋友有些莫名其妙,在我几乎习以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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