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樱
位于闹市区的医院,七楼病房,大风呼啸如歌,不断膨胀的音符在我的心窝里翻筋斗,一撑一跳,都能引起一阵痉挛。
母亲住院后,我彻夜失眠,头重脚轻的感觉,明明是硬板床,却像卧在了棉花垛里,精神恍惚,不知身在何处。病房里的时间轴分两种——白天医生查房,代表新的一天开始；夜班护士交班,代表一天结束。夜晚时分,洗去白天的躁动,走廊里一下子静寂下来,护士站导医台闪着莹莹的光点,如潜入夜幕的眼睛,那是病人的呼叫。此时,大风隆重登场,像支叫不上名字的草根乐队,激情四射,歌声如海,起伏不定,忽而男高音,忽而女低音,伴着救护车的鸣笛声、私家车的驰骋声、电梯里的私语声、病房门的咣当声。风声如海,那是另一个奇妙而清洁的世界——荒诞的、破碎的、悲伤的,呼应着白日的光鲜、功利、浮躁。
凌晨以后,大风当仁不让地成为主角,像冲过水闸的洪水迎来最高峰值,或旋出哨声,或有如狼嚎,或宛若海豚飙高音……撩拨着我敏感而易折的神经。护士的脚步声可以忽略不计,背景音乐当数一浪高过一浪的救护车鸣笛声,尖锐、峻急,密集如鼓,又呜咽成曲,一首直捣灵魂深处的小夜曲。此时,生与死的对话悄然进行,又亲密无间,把夜的幕布当成屏风,很熟练地完成了平等对谈。
天微微泛亮,汽车的声音最先划开夜的帷幔,环卫工的“沙沙沙”清扫声又推波助澜,把白天引出了场。这个时候,倦怠和困意袭来,爬上眼帘,我不禁打个哈欠。走廊里掀动一阵簌簌声响,护士敲门进来给母亲测血压,发早晨的口服药,新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而呼啸如歌的大风,在我的体内安营扎寨。后来我才幡然醒悟,那是生命的G大调。
母亲的病是积劳成疾,拖了大半年,甚至还要更久。每次说去看医生,一问就急,再问不语,问得多了,她装作没听见。她的心实在太小了,塞满了孩子的忧虑,唯独没有自己。疾病是身体欠下的债,也是儿女还不完的债——上世纪60年代的那辈人,哪个没有为养家糊口和抚养孩子受过苦、遭过罪呢?何况是母亲,下岗后摆摊卖早点全靠她,父亲住院是她一人陪护,我住院是她一人陪护,一个人承受了太多,不堪重负。那些担惊受怕、焦灼不安、吃不下饭,最终酿成了潜入体内的病灶。入院后到门诊做检查,需要穿过医院的长廊,那个陌生又熟悉的长廊啊,母亲枯瘦如柴,似乎大风能刮倒。她的背影很快混入人群中,我的泪水哗地涌了出来,连同那些支离破碎的记忆。二十多年前,父亲病重,从县医院转诊到这家医院,在急诊留观室等床位,三天时间就把母亲熬白了头,那个时候,她不到四十岁。父亲没白没黑地输液,一天夜里,过了凌晨,值班医生又加了药,母亲一个人趔趔趄趄穿过漆黑如墨的长廊,去门诊药房取药。“妈,你真不害怕吗?”我曾问道。她摇摇头,很快红了眼圈,“那个时候顾不了这么多,你爸在病房里等着我,我就不知道什么是怕!”母亲天生胆小,关键时候却从来没有后退过半步。
医院,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生与死,自由漫游；疾与痛,无端低吟。好像,每一种疼痛都是一扇门,患者和家属进进出出,医生在门外答疑解惑、指点迷津,很多时候,命运无解,疼痛也是如此。抑或说,命运并不接受任何贿赂,生命面前,我们能够做的只有等待,漫长的等待,无奈的等待。在等待的间隙中,灵魂向上拔节,看清生死的界限。
连续多日的失眠,让我白天满脸困倦,强打精神。最安静的时间,当数晚上护士交接班后,一切都坠入银河,检查报告、生化数值、会诊结果等,都暂且抛在脑后,此时,只有夜的静寂、心的舒展。就在我长舒一口气的时候,楼梯口传来打电话的声音。是隔壁病房的患者家属,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姑娘,梳马尾辫,着碎花裙。起初像是给老家的人汇报病情,说着说着,声音下滑,有些打颤,紧接着,莫名抽泣起来,那哭声时断时续,张口闭口医生怎么说,听得我心里一阵抓挠,久久不能平静。她,分明是另一个我。在医生办公室,询问病情时,我忍不住哭湿了口罩,心底翻腾如海,满满的愧疚。回到病房里,我又强颜欢笑,但依然瞒不过母亲的眼睛,她心里明白着呢。好在、好在,夜晚让我暂时放下重担,大风呼啸如歌,窗外的汽车喇叭声、救护车鸣笛声杂糅交织,呼啸而来,如同贝多芬弹奏的命运交响乐,在我的心头冲撞、荡漾,漂洗了结痂的伤口,获得短暂的安宁。
医院病房对过是一处休闲广场,喧嚷、热闹,烟火气十足。晚上,附近跳广场舞的市民准时在这里集结,到了清晨,很多中老年人来此晨练,练功,踢腿,打太极拳,打羽毛球,还有“喊山”的老伯,他的声音清亮又浑厚,像是在光阴的老井里反复漂洗过,透着一股子芬芳,滋润了我的心田。一连多日,我都在等他的声音。那天早上大雨如注,轻雾锁住了视线,我从窗户里眺望,他依然如约来了,声音在上空爆破的瞬间,希望在向上飞升,湿漉漉的,泛着白色的光。我多么想像他那样喊一次“山”,尽情地、自在地、无拘无束地,在病房里,在命运的单间里,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夏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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