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宇
葛剑雄健谈。他是谭其骧的学生,也是谭最后十余年的助手,朝夕相处,情同父子。新版《悠悠长水——谭其骧传》经十五年补充完善修订,还原一代学人形象。葛剑雄修订了之前面世的《前传》《后传》中若干错讹,根据近年出版的《顾颉刚日记》《夏鼐日记》等新资料增补,收集参考谭其骧日记、书信、文稿、照片和大量资料。
葛剑雄与谭其骧工作之余,或在旅途之中,或当饭后茶余,请老师忆及故人,谈及往事。葛剑雄不时询问,谭其骧总是耐心作答。时间一长,葛剑雄对谭其骧的经历了解渐深,谭也告诉了葛一些从未向旁人透露过的私事。1985年至1986年,葛剑雄有一年时间在美国作访问学者,谭其骧给他的信上总是详细地写着身边的情况,最长的信有7页、近万言之多。
有一次,葛剑雄去谭其骧处,谭其骧正在阅读蒋天枢所写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有的页上还写有批语。谭其骧翻到一段让葛剑雄看,不胜感慨地说:“陈寅老真可怜,一辈子的学问没有能传下来。”又对葛剑雄说:“你随我多年,以后可以将我做学问的方法记下来,把我来不及写成文章的意思记下来。”葛剑雄表示一定要为谭其骧写一部传记,谭说可以,“但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因为我是你的老师就尽说好话。”此后,谭其骧除了将新完成或发表的文章交葛剑雄收藏外,还陆续交给他一些旧稿和资料。有时记完日记时对葛剑雄说:“我是只记流水账,但也不是没有用,以后你可以看。”这些丰富的第一手材料成了《悠悠长水——谭其骧传》的重要史料。
作为谭其骧先生收的第一届博士,这个经历在今天来看非常传奇。葛剑雄回忆:“我们1978年考的是研究生。在我们研究生期间,国家通过学位的条例,所以我1981年毕业时拿到硕士学位。到1982年春天,国家开始试点招博士生了。那时候我已经留校工作了,我大概是全国第一个在职的博士研究生。我跟周振鹤有幸被教育部特批作为试点,实际上只念一年多,1983年8月就通过答辩,9月拿到博士学位。1980年底,学校领导就找我说:谭先生工作繁忙,任务重大,身体不好,需要一个学术助手。就让我做他的助手。他晚年的很多经历我都在场,平时我们散步、聊天。他做学问的方法,我都比较了解。更重要的跟着他一起这么多年,各种重要场合都在,我对他的为人也有了更多的了解。他给我树立了不只是学术上的典范,他的为人是我人生的典范。所以,我们的感情也非常好,可以说我们虽然是师生,情同父子,甚至情胜父子。他跟我父亲年龄相仿,但我跟我父亲也不会有这方面感情的。谭先生看了蒋天枢所写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很有感触,我就跟他讲:谭先生,其实你有很多东西也来不及写下来,我到时准备给你写一个传记。谭先生就说:你写可以,要实事求是。有了这个话,我比较注意积累他的材料。他逝世以后,他儿子代表家人把他的日记都交给我,把他的所有材料都交给我。所以,我写的条件是比较好的。那时候那些老先生还在,我找到周一良、王钟翰、胡厚宣,找了好多人。然后,征集了他的信,还有他全部的日记。既然谭先生叫我实事求是,我也尽量做到实事求是。他在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很有代表性。”
葛剑雄认为谭其骧学问上的特点是:“中国的沿革地理是传统的学问,但现在历史地理是一门新的学科。谭先生的特点是不但会创新,而且每一篇文章是非常扎实的。他每一篇文章都能够提出新的概念来。比如讲,他分析黄河,为什么东汉以后黄河有800年的时间没有什么大的灾害?历史上有没有记载?谭先生找到了,最后写成这篇文章。他说今天黄河的泥沙到底哪里来的?这个有数字的,发现全部在中游进去的,不是上游也不是下游。中游就是山西、陕西中间这一段。这一段的气候特点是降水高度集中,都集中在夏秋之交。那么,他就得出这个结论:什么时候中游的水土保持得比较好,泥沙就少,下游就安定了。他比较了农业与牧业的生产方式,农业的方式导致水土流失,牧业的方式引起的水土流失很少。这样他联系起来,原来东汉以后北方的游牧民族大量地迁到这一带。有的地方因为战乱以后就荒无人烟,反而客观上造成水土保持得好。到唐朝以后又开发了,人口又多了,水土流失又严重了。所以,他在1962年就提出来,黄河的水灾跟中游的水土保持是有密切的关系的,他提出来中游要农牧并举,绝对不能再搞农业。这种观点放在今天好像没有什么了不得,但1962年就提出来了。所以,他善于把现代的科学,包括自然地理各方面,跟传统的研究结合起来。他后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是完全无愧于这个称号。再一个是他主编了《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个过程真的难得。另外,他培养了我们这些人,包括中国历史地理一大半人全是他培养出来的。我认为他的这一方面很有人格魅力。”
1985年至1986年,葛剑雄到哈佛大学访学,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深的体会:“我1965年做教师,连上海都没出过。我没有条件,家里穷,所以我小时候在家乡镇上念小学,连县城都没去过。实际上,我这个人很喜欢到外面看。我觉得中国的一些地方都要实地去看。到了念研究生就比较自觉了,有条件就跑。以后有各种机会我都利用,比如说到西藏、新疆、南极、北极、非洲。我到美国当访问学者,人家都不买车,我第一个就买车开车。行万里路当然对做学问很有好处。因为对一个地方、一种文化的了解也是需要有自己的体验。我喜欢有一段时间在一个地方住下来,而不是走马观花。我到美国访问,集中是一年。而且我这一年不像其他人,我是和家里人同一天出去,同一天回来。当时学校和美国都同意我全家一起去,一起回来。我觉得在那里过家庭生活,买个车子,跟他们一样的生活,就比较了解了。我到日本差不多是半年,在英国剑桥四个月,在巴黎一个月,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对一个地方比较了解了。再加上跟书本的结合,就对各种现象能够观察得细一点。我总感觉,历史跟现实其实都是相通的。好多东西都相通的。你要理解历史,不光是书面的记录。其实没有一种书面记录是真正百分之一百反映真实的。要做历史研究,特别要关注现实,这样相对来讲,农村来的孩子比较能够理解。城市的孩子,完全从学校到学校的人往往理解不了,再聪明都不行。”
(本文作者系知名媒体人、出版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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