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家乡
我的四个姐姐对我从小都很疼爱,和我关系最亲密的是四姐。四姐出生于1931年正月,属羊,比我大两岁。我从半岁“掐奶”后,母亲就忙家务,把我的吃喝拉撒交给四姐来照管了。稍大一点,我就跟着四姐一块养鸡拾蛋,一块割草喂羊,一块挖野菜、捡麦穗。我六岁开始上学,干活少了,从此和四姐的分别就越来越大了。
母亲信命,她常说:“男人有男人的命,女人有女人的命,是前辈子修的,生来就不一样。女人要好好地修行三辈子,才能修成男儿身。”因此,重男轻女、男尊女卑,在母亲看来是天然合理的,不该有怨言。这也影响了四姐。四姐没有上学的份儿,也不攀比,她从七八岁就告别了玩耍的童年,成了家里的劳动力,一天忙到黑:到井里打水挑水,在家里学做针线,学着炒菜做饭,帮母亲用盐土淋制“小盐”、腌咸菜、做豆瓣酱,等等。家里没有男劳力,四姐忙了家里还要忙地里,因此她虽然从五六岁就哎吆哎吆地忍疼缠过脚,但脚小远不达标。
有一阵子村里贫苦妇女们兴起“纺赚棉”的风气,就是把自家收获的或买来的籽棉轧成皮棉,弹成棉绒,晚上在月光下(为了节省灯油)摇着纺车纺成线穗,每隔几天,就用篮子挎着线穗,到十五里外的敬安镇赶集售卖,这样可以赚一些从籽棉到线穗的加工费。赶集可不容易,后半夜就要起床,空着肚子上路,天明赶到集市上,还要应付日本鬼子和汉奸队的关卡盘查。即便顺利卖了线,回到家就半上午了,这才吃早饭(可舍不得在集市上买饭吃),接着又去干活。起初是四姐跟着母亲一块去赶集,去了几次,四姐就可以代替母亲跟邻居结伴或独自去赶集了。
从我记事起,就觉得父母亲总是愁眉不展,愁的是兵荒马乱中全家的安危和生计,这当然也成了罩在全家人心头的阴云。另外四姐还有自己的一大心事,就是自己的婚姻大事。那时流行的观念是:“闺女是人家的人,嫁出的女儿泼出的水。”一个女孩子,有一天要突然离开骨肉亲人,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家庭去做儿媳妇,这是多大的变化、多可怕的关口啊!会遇到什么样的丈夫、什么样的公婆呢?婚姻大事自己是没有发言权的,全凭父母做主。可是我们的父亲早逝(1942年春),大哥、二哥都流落在外,家里主事的是做过童养媳的母亲,虽然饱经风霜,可是毕竟见识有限,为女儿挑选什么样的婆家,媒人的话是不是可靠,怎样才能摸清对方的底细,确实犯难。
母亲和三个姐姐的婚姻是四姐最直接的教材。母亲常说她的婆婆(我们的奶奶)“规矩大”,多亏我们的父亲脾气好。三个已经出嫁的姐姐,只有大姐不受气；二姐(1943年出嫁)备受虐待,几次跳井被捞上来；三姐因为婆媳不和与妯娌不和,结婚一年多就上吊自尽(1946年)。因此母亲给四姐找婆家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不受气。四姐订婚是在18岁,算是比较晚了。婆家姓韩,就在我家东边三里外的韩小庄,家境容易打听:穷,公公在耕种之外有时还挑着自制的干粉条赶集遛乡；可是公公婆婆脾气好；弟兄多(弟兄五个,姐夫是老三),可是结婚后就分家,看来不会受气。订婚后,四姐的称呼就不再叫小名四菊,而叫“老韩儿”(卷舌音)了。多年后为了报户口,才有了大名吕秀英。此后四姐到村东地里干活的时候,总是不由得朝韩小庄眺望。
四姐出嫁是在1950年冬天,20岁。过门的第二天,公公婆婆就让小两口分家另过了。分到的财产是:刚刚仓促建成的两间简陋矮小的茅屋,半篮子红薯干,一把干粉条；土地待分。四姐早知道婆家穷,可是穷到这种程度,还是有点意外。不过,出嫁的第二天就能独立过日子,四姐还是喜出望外的。出嫁第三天,按风俗四姐和姐夫一块到娘家“回门”的时候,憨厚的文盲姐夫显得羞羞惭惭的。但娘家人看到姐夫的人品和四姐的情绪,都觉得放心了。娘家人当着姐夫的面,郑重许诺:吕家的闺女出嫁了还是心头肉,从此两家人当成一家人一块往前奔。四姐和娘家的态度让姐夫深受感动,由此打下了夫妻恩爱的基础,姐夫心甘情愿地让四姐在小家庭里当家作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的大哥忽上忽下、反反复复,让四姐由提心吊胆,到磨炼得处变不惊。1962年春节我回家探望时,四姐看到我,竟显得出奇平静,根本没有问我到底出了啥事,只是上上下下仔细打量我一番,微笑着说:“三弟还不算很瘦,也不显老。”后来母亲告诉我:夜里四姐和嫂子给我缝补棉衣时,发现我套裤里的棉裤已经不成样了(由于酸腐蚀),她们一边缝补一边流泪。我从亲人们口中陆陆续续听说:四姐夫为生计去了关外,只有过年过节期间才回来住几天。四姐挣的工分很少,分的粮食远远不够吃,曾到微山湖和西乡讨过饭。可是她还是收留舅舅在她家住了几个月,保住了舅舅的一条命。我回家前几天,舅舅才被儿子接回家。
四姐结婚后十几年一直没有“开怀”(生育),为此很有压力,被说成“丧门星”“绝户命”等等。1964年、1969年和1972年,她相继养育了二男一女,有人又散布“能生不能养,孩子不会有出息”“老鼠的儿子只会打洞,鸡窝里飞不出金凤凰”之类的恶言恶语。老大(韩大喜)和老二(韩大平)上小学的时候,由于外部环境问题,根本不好好学习,游游荡荡,成了惹人讨厌的捣蛋包。1980年,大儿子韩大喜16岁,名义上初中毕业了(上的是小学“戴帽”的初中班),其实连小学毕业程度也没有。那时升学招生制度已经恢复,想升学又自知成绩太差,后悔莫及。四姐毅然决然地把大儿子送到我身边,让我培养。那时我已经从中学调到大学工作。我和四姐一样确信大喜是个好苗子,承担了四姐交给的任务。我除了切实辅导,还托人让他在我原来从教的中学旁听一年。大喜果然很争气,在1981年暑假考取了徐州供销学校的会计专业。毕业后在徐州市房地产公司担任见习会计、会计,由于认真好学又精明能干,逐渐升成主管会计、总会计师、总经理,改制后又兼任董事长。这期间他不仅考取了注册会计师的证书,还通过自学考试,获得了大学本科毕业的资格,又取得了南京大学在职研究生的学历。在这位大哥的带动下,老二韩大平也奋起直追,刻苦用功,于1989年考取大学的公路专业,毕业后回到原籍沛县,成了县里公路建设的带头人。目不识丁的一对庄稼人竟然培养出了两个“状元郎”,四姐多年来承受的鄙视目光变成了羡慕的目光。1987年,大儿子结婚的时候,前来贺喜的小轿车摆了几十辆,当年挖苦四姐的人也前来祝贺。四姐说,疙瘩宜解不宜结,一律欢迎。四姐特地买了一盘两千头的鞭炮,挂在高高的树梢上,噼噼啪啪响了好大一会儿,一直传到邻村,“把几十年的窝囊气都炸得干干净净。”第二天,四姐到父母亲坟前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给另一个世界的先人报了喜。
1988年,大喜的女儿出生,四姐就离开住了多年的茅屋,到徐州照顾孙女去了。她对事业兴旺的大儿子说:你在外面的应酬我不懂,也不管,可是别人给你送的礼品,不论烟酒糖茶、绫罗绸缎、金银财宝,一律不能接受,来路不明的东西决不能拿进家门。你在外面抽烟喝酒我管不着,在家里决不能抽烟喝酒。她毫不宽容,一丝不苟。大喜在母亲的约束下,一直坚持绝不抽烟,很少沾酒,别人的赠礼尽可能退回,不能退回的就如数上交。
几年后老二大平的女儿出生,四姐又离开徐州转到沛县县城长住。不仅两个儿子争着孝敬,更难得的是两个儿媳妇也争着孝敬,四姐成了新型婆媳关系的模范,亲邻们都说四姐掉到福窝里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四姐学会了操作缝纫机,熟练地打电话、使用电视机。可是四姐始终保持着早起晚睡、勤劳节俭的习惯,除了照顾孙女,还包下一天三顿饭,从电视上学会了不少饭菜的新花样。后来由于年老力衰,才不得不接受儿子儿媳的劝说,逐渐卸下了家务负担。
姐夫过不惯“在城里闲着没事干”的生活,一直在老家侍弄自留田的庄稼和宅基地的菜园,直到六十多岁才长住县城,和四姐团聚,安享晚年。
2008年初夏,大喜和大平轮流驾驶着一辆汽车,拉着四姐、姐夫、我和老伴四个老人到南方旅游。一路上姐夫只是笑眯眯默不作声,四姐对各个景点都有特殊的体会和联想。
在凤阳县参观朱元璋遗迹时,四姐说:“小时候听过凤阳花鼓,还记得几句唱词: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打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看起来凤阳人并不喜欢这个朱皇帝。以前凤阳县讨饭的最多,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四姐有过讨饭的体验,因此对乞讨者总是特别关心。
有一天在宾馆住宿,正在播放电视连续剧《薛平贵和王宝钏》,四姐说:“咱娘最喜欢讲王宝钏的故事,说她寒窑里苦守十八年,挖野菜充饥,终于苦尽甜来,她靠的就是一股心劲、一个盼头。咱娘也是有一股心劲、一个盼头,咬着牙钻阴沟,带出了咱这一家人家。可惜咱娘一辈子没过几天好日子。咱娘是81岁去世的,她什么病也没有,就是缺营养,卧在病床上几个月,有时给她做一碗面条,也舍不得吃,留给这个,留给那个。咱娘咽气前脑子一直清清亮亮,还嘱咐我:我走了不要只顾忙活我的事,那只绵羊要生小羊羔了,别忘了好好喂它。要是有现在的条件,咱娘活到百岁没问题……”
往返奔波了几千里,四姐和姐夫竟然没有晕车。我说:以后让大喜、大平陪你们尝尝坐飞机的滋味吧。姐夫还是笑眯眯默不作声。四姐说:好,到时候咱四个人还作伴。
天有不测风云,2009年早春的一天,姐夫破例在中午走出小区去遛弯(平时他都是早晨出去遛弯),被摩托车撞倒,摩托车逃之夭夭。急救车把姐夫送到医院,竟不治身亡。四姐随即病倒,住进医院。四姐出院后,听说孩子们正在动用各种关系查访肇事者,姐夫的尸体还在医院的冷冻室里。四姐说:算了吧,那人骑着摩托车急急忙忙地赶路,大概也是辛苦人。他也不是故意作恶。你费劲巴力地查出他来,又能怎么样呢?叫他赔钱吗?他也赔不了多少钱,咱也不缺钱。叫他蹲监狱吗?他撇下一家老小怎么办呢?人死不能复生,你爸爸遭这样一劫,也是命该如此。如果你爸爸在天有灵,也不愿意兴师动众。入土为安吧。
四姐这样的态度让大家始而惊奇,继而心服。到派出所撤案的时候,办案人连连赞叹:一个家庭妇女老太太,摊到这样的不幸,如此通情达理,心胸开阔,实在稀罕。
我那天随口说出的让四姐尝尝坐飞机滋味的话,大喜和大平是认真对待的,只是担心母亲的身体受不了。2014年,四姐从小照看着长大的孙女韩妍婕在加拿大留学,学业有成后找到了收入可观的工作,郑重地邀请奶奶到加拿大旅游。可是四姐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加重了,不能成行。四姐无限欣喜地说:女孩子也能出国留洋,真是做梦也想不到呀!
2018年10月,四姐因病去世,终年88岁。我没能和四姐告别。我知道四姐会对自己的命运感到知足,对晚辈尤其是晚辈女孩子的命运感到庆幸,当然也会为一辈子受苦受难的母亲、为自杀的三姐深深抱憾。如今我已91岁,想到比我大两岁、已经去世六年的四姐,并没有阴阳两隔的感觉,充满心胸的是亲切温暖又敬重。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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